汉阳陵外藏坑农作物遗存分析及西汉早期农业

利用植硅体分析与炭化植物种子形态分析, 对汉阳陵外藏坑DK15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农作物遗存进行了分析鉴定. 分析结果表明, 此外藏坑粮仓中的农作物包含了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稻(Oryza saliva)以及藜属(初步鉴定为杖藜Chenopodium giganteum)的大量种子. 这些农作物反映了当时西汉早中期陕西关中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谷物与蔬菜). 以前从考古遗址中获得的藜属种子都是零星的, 归为伴人杂草. 此次汉阳陵出土的大量藜属种子, 是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也第一次用实物资料证明了藜属作为经济作物的悠久历史. 由于西汉从汉武帝时才开始在关中大力推广小麦种植, 所以外藏坑中缺少小麦遗存有可能至少反映了汉景帝离世(141 cal a BC)前, 小麦在关中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与农业经济中的从属地位.     

河姆渡古稻DNA提取及其序列分析

水稻(Oryza sativa)最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在中国境内已发现大量稻作遗址.目前稻作史研究均是根据形态如小穗轴等来进行驯化进程分析,至今尚无利用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报道.本研究对来自3个考古遗址(浙江田螺山遗址、江西新干战国粮仓和浙江湖州毗山遗址唐代文化层,年代分别为7000,2400和1200BP)稻作遗存进行了DNA提取,PCR克隆测定了4个基因组片段.序列分析表明,每个遗址均发现2个以上的水稻基因型,表明当时的种质尚处于混杂状态.与来自亚洲栽培稻以及野生稻的比较分析,发现至少一个古稻基因型在栽培稻中可能已丢失,同时本研究稻作遗存可能为粳稻类型,或当时可能尚处于籼粳稻混种或籼粳分化不明显状态,但粳稻类型占优势.本研究结果表明水稻在驯化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基因型分化.在田螺山遗址稻作遗存中还发现与无患子目、蒺藜目和十字花目植物高度同源的序列,这与遗址发现大量楝树遗存以及南方常见田间杂草芥类等植物遗存相吻合.     

炭化过程中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特征及其在植物考古中的应用

粟、黍炭化种子遗存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植物考古材料. 通过不同温度条件下的 室内炭化实验及野外火焙实验, 研究现代粟、黍种子形态和亚显微结构特征, 拟揭示粟、黍种 子遗存形成的条件与原因. 200℃以下种子形态变化呈缩小趋势, 胚乳淀粉粒保持结晶结构; 250℃粟形态呈膨胀增大趋势, 黍种子形变较严重, 粟和黍胚乳淀粉粒都过渡为无定形结构; 300℃种子部分灰化, 炭化种子出现多孔现象, 亚显微结构呈蜂窝状的孔洞. 北牛遗址史前窖 穴中的种子遗存仍保持结晶结构, 显示水分子不参与淀粉结晶, 为脱水炭化作用而成. 野外火 焙实验结果显示火堆底部地表的炭化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呈无定形, 考古文化堆积中炭化种 子遗存亚显微结构也呈无定形, 与250℃条件下的炭化种子结构特征相一致, 判定文化层的种 子遗存形成并不受明火直接烧烤, 而是在250℃左右的温度条件下烘焙而形成的.     

从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探讨黄河流域农业起源和形成

当我们探讨中国栽培植物起源与进化时,首先要考虑到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及其最早历史时期。毫无疑问,我们相信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历史在5000年以上,但正史所载则只有3600多年。即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最早可信记录,而追溯到史前则大都属于口传。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发掘了遍及全国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但能直接证明黄河流域农作物起源的实物则不多,仅     

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空间扩张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仰韶时期(9 000~7 000 BP,BP表示距今年代,这里指距1950年)遗址数量少且分散;仰韶时期(7 000~5 000 BP)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扩张至黄河及支流谷地;龙山时期(5 000~4 000 BP)遗址分布空间进一步扩张至丘陵地带。对比古气候和农业考古研究进展,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的发展是推动文化扩张的主要动力,气候变 化则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石刀功能分析:来自石刀表层残留物的植物微体遗存证据

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石刀的功能,众说纷纭.随着植物微体遗存提取与鉴定等技术的进步,石刀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能够为其功能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本文对距今4 ka左右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4件石刀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表层残留物中可鉴定的278颗淀粉粒包含了约65.1%来自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茎秆部位及约3.6%来自大麦属(Hordeum)和小麦属(Triticum)植物茎秆部位的淀粉粒类型;在可鉴定的361粒植硅体中,包含了约96%来自于黍亚科(Panicoideae)等植物茎叶的类型.来自茎秆的淀粉粒和来自茎叶的植硅体证据表明,喇家遗址石刀主要功能之一为收割粟、黍、大麦属和小麦属植物.同时,极少量(~3.4%)食用豆类和根茎类淀粉粒的发现说明石刀也可能用于处理豆类和刮削或切割块根块茎植物.     

长江三峡新石器生产工具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

探讨了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生产工具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研究表明,砍伐类工具数量百分比的波动与邻近地区自然剖面所示的环境演变有良好的关联性,三峡先人以石锛作为主要的木材加工工具,并很可能从新石器早期起就懂得卯榫结构的优势.新石器早期的狩猎方式是投掷,新石器中期该方式被继承并发展了猎获更多的射猎,同时期出现捕鱼工具.中坝遗址西周地层大量网坠和纺轮同时出土不仅揭示了渔网捕捞的事实,大量的鱼骨坑还证实了新型生产工具所带来的的强大生产力.石铲与石锄的数量证明锄耕农业是三峡先民极为重视的生产活动,中堡岛大溪文化时期农业发达得益于地貌、气候和交通位置等条件,新石器晚期农具数量大为下降的原因与夏初的大洪水及部分古聚落的渔猎偏好有关.研究展现了新石器时代三峡先民重视渔猎与农耕,以生产工具为媒介应对自然,并不断创造、改进和综合利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人地关系.     

甘肃中部史前农业发展的源流:以甘肃秦安和礼县为例

以甘肃省秦安和礼县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8～7.3kaBP之间的大地湾一期栽培作物黍数量少,出现频率低,并且个体较小.而6.4kaBP之后的半坡期农作物出现频率空前提高,籽实饱满.这说明在由大地湾一期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过程中栽培作物黍成功实现了向农作物的过渡.本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和兴盛略晚于中原地区.气候变化是本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区在全新世中期气候较为湿润,为仰韶文化时期和常山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水热条件,并且出现了喜湿热的水稻.4kaBP以后,气候趋向干旱,齐家文化中农业水平开始下降,寺洼文化以畜牧经济为主,一直到东周时期农业才开始复苏,并出现了大麦和小麦等新的作物品种,粟作农业被多元化的农业所取代.     

史前时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与动力

青藏高原是对人类生存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研究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对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青藏高原史前遗址的测年分析和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结合古气候研究的最新进展,显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旧石器人群在距今15 000年之前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新石器人群距今5 200年后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 5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距今3 600年后人类永久定居至海拔3 000 m以上地区。气候变化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而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农业发展与传播是促使人类向青藏高原大规模扩张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农业发展方式和先民食物结构变化

尽管已有不少对稻粟混作分布的研究, 但稻粟农业在先民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却一直缺乏相应的判别和认识. 为此, 对出土于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的人骨进行了C, N稳定同位素分析, 在揭示先民食物结构的基础上, 探索先民的生活方式、稻粟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气候的关系. 研究指出, 史前黄河中游考古文化区的传统生产经济模式——粟作农业在沟湾遗址先民生活方式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对先民食物贡献基本相当. 不同时期先民骨中δ¹³C值和δ¹⁵N值的对比清晰地反映, 仰韶文化一期, 先民较多从事农业与采集业; 仰韶文化二期, 粟作农业、家畜的饲养以及渔猎活动加强; 仰韶文化三期, 稻粟农业及家畜的饲养较为稳定; 到屈家岭文化时期, 稻粟混作进一步发展. 另外, 仰韶文化阶段的稻作农业在适宜气候的允许下因南北文化的交流而北传. 屈家岭文化阶段, 该地区稻作农业受到了气候变冷的影响.     

7000年前考古遗址出土稻谷的小穗轴特征

稻谷小穗轴基部的离层形成的差异是鉴别野生稻、 粳稻和籼稻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长江下游的跨湖桥、罗家角和田螺山等3处距今7000年以前遗址出土稻的小穗轴特征观察的研究结果显示, 3个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所见的小穗轴可分为粳稻型和野生型2种类型, 没有发现具有籼稻小穗轴特征的稻谷, 表明距今7000年以前的水稻尚处于驯化过程中带有野生习性的原始栽培稻阶段, 粳稻是栽培稻的演化方向. 根据两种小穗轴比例推测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以前开始稻的驯化.     

稻米漫话

我国远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就有收获水稻和利用稻米酿酒的确切记载。诗经中有诗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但水稻栽培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期。据有关资料证实,我国杭州湾一带栽培稻米至少已有7000年历史。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大约形成在盛唐、中唐时期,主要种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药灵芝使用的起源考古学

通过实地考察,从浙江3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共发现了5份疑似史前灵芝样本(G1~G5),且均出土于文化层灰坑.经~(14)C放射性同位素质谱分析,证实田螺山遗址出土的G1样本距今约6817±44年,余杭南湖遗址出土的G2样本距今约5379±59年,千金塔地遗址出土的G5样本距今约4508±50年,分别属于河姆渡早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经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观测,根据担孢子表观形态鉴定G1~G5样本为担子菌纲灵芝属真菌.河姆渡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史前灵芝与双鸟木雕头饰、玉器等巫用文物一起出土,推测当时巫已经在使用灵芝.史前灵芝样本的发现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汉朝推进到距今6800年,伴随着早期农业的形成,人们对具有灵芝外观的真菌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利用.     

10000a BP前后北京斋堂东胡林人的生态环境分析

距今10000年前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北京斋堂东胡林遗址属于新石器早期人类遗址,其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性质.同期墓葬中还出土有多具古人骸骨,被称为东胡林人.配合考古发掘,在东胡林遗址进行了地貌第四纪调查和相关沉积物的分析,就东胡林人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东胡林人主要生活在11100～9600cal a BP期间,对应于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后的升温期,当时气候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出现了温和较干的温带草原与较为温暖湿润的温带草甸草原交替的植被环境.文化遗迹的分布部位表明,东胡林人主要活动在河漫滩平原上,地势平坦、水热条件较好、植被比较茂盛的河漫滩平原适宜于史前人类生活.这一研究有助于重建10000aBP前后北京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也有助于加深对华北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时期环境背景的了解.     

二氧化碳对农作物有好处

即使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与日俱增,也不会使气候明显变化,相反却直接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美国纳布拉斯卡——林肯大学的诺曼·J·罗逊堡尔教授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使大部分农作物和森林中的树木生长速度普遍加快。受影响较大的作物有稻、燕麦、大麦、裸麦、小麦、甜菜和大豆。这些都属于C_3类的植物,其光合     

淀粉粒分析揭示浙江跨湖桥遗址人类的食物构成

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 对浙江跨湖桥遗址(8000~7000 cal a BP)出土陶釜内底残片上的残留物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陶片内壁附着的炭化“锅巴”内包含了种类丰富的植物淀粉粒. 根据淀粉粒形态大小和表面特征, 可划分为7类8种, 包括来自禾本科稻属(Oryza spp.)、薏苡属薏米(Coix chinensis T.)、豆科小豆属(Vigna spp.)、壳斗科栎属(Quercus spp.)以及很有可能是七叶树科七叶树属(Asuculus spp.)种子和果实的淀粉粒, 而其余的淀粉粒由于现代淀粉粒形态数据的缺乏无法鉴定. 除此之外, 在残留物中还观察到针叶材的具有具缘纹孔的管胞, 这可能表明有些食物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针叶材制作的工具. 陶片残留物中淀粉粒的多样性表明了陶釜所加工食物的多样性以及当时人类饮食结构的多样性.     

建议制造与应用六氯苯防治小麦腥黑穗病

小麦黑穗病(包括网腥黑穗病、光腥黑穗病,秆黑粉病、散黑穗病)是我国农作物的主要病害之一.也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提的十大消灭对象之一.解放几年来,我国对于小麦黑穗病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山东的小麦腥黑穗病,主要是由粪肥传染,因此应用了粪种隔离和改用发酵粪的方法。应用赛力散及其它有机汞剂拌种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的种子传染,早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由于连年拌种防治的效果,国内主要麦区的陧黑穗病,已显著低减。但     

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从遗址的时间分布、平面空间分布和垂直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采用神农架大九湖旧石器时代以来连续沉积泥炭地层的孢粉记录,并结合前人对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对本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自然环境背景进行了重建.通过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对比,对本区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分布的时空变化与自然环境演变、自然环境灾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遗址多沿江河分布,且在河流交汇的区域呈聚集状态.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高度明显高于历史时期.分析认为:(1)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作用,河流相对下切,时代较早的史前遗址往往被置于较高的海拔位置;(2)重庆库区地形起伏较大,在受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形成的宽谷和阶地才有更多适于古人生存的空间,故遗址多沿江河分布;(3)本区早期经济以渔猎和农业为主,但在山地地区陡峭的地形限制了耕作业发展,而在河流交汇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鱼类资源丰富,因而成为人们较为理想的耕作和渔猎场所;(4)本地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即墨北阡遗址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沿海先民的食物结构

青岛市即墨北阡遗址距离现代海岸线仅数千米,2007,2009和2011年先后3次发掘该遗址,出土大量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人骨资料,对其进行稳定C和N同位素分析可望复原先民的食物结构,揭示陆生和海洋资源对先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依据人骨中骨胶原δ13C和δ15N稳定同位素数值,通过三元混合模型推测先民的食物来源包括约44.1%的海生类(可能是海中的贝类和鱼类),34.1%的C4植物(可能是粟),21.8%的陆生动物,表明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通过与同时期其他遗址先民的稳定同位素数值比较,在距今5000~6000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北方沿海和内陆地区先民的生活方式明显不同:长江流域主要为稻作农业和渔猎,黄河流域更多体现粟作农业和家畜养殖,而沿海地区根据地理特征更多依赖农耕和海洋渔业.     

从广富林遗址中的植硅体组合特征看先民农耕发展

采集了上海广富林遗址生土层和各文化层的样品, 通过考古遗存和植硅体化石的系统研究, 划分了4个植硅体组合带, 并根据同层位出现的水稻扇形植硅体、稻壳植硅体、硅藻化石组合以及考古学证据, 讨论了广富林先人稻作农业的发展及生活环境, 初步认为广富林遗址是在5000多年前一次高海面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并且同时发展了广泛的稻作农业. 这为上海地区古人类和古代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