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模企业兼顾投资动机的现金持有决策动态规划模型

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事项,本文利用连续型动态规划对管理者和股东的现金持有最优决策进行了研究.基于投资动机持有现金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规模不变还是规模变化时管理者和股东的最优决策都是bang-bang控制,现金和非现金资产与企业(股东)价值之间都是存在倒U形关系.而且考虑现金真实回报率后,管理者和股东最优现金持有决策的bang-bang控制点有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导致一类新的委托代理成本.     

基于动机理论的现金持有决策模型与数据模拟

Keynes的货币持有动机理论是建立现金决策模型的重要基础,在同时考虑企业三种现金持有动机的基础上建立现金决策模型。结合文献中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经验结果进行数据模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企业应该关注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的现金需求,而非投机性动机的现金需求;二是企业经营资产收益率和投机回报率只有在出现极端值的情况下才会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产生影响;三是未来预期投资规模不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经验研究开拓思路,有利于详细考察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变动的不同原因。     

具有资产重组和流动性风险公司债券的定价北大核心CSCD

为了统一处理资产跳跃风险、债券流动性风险和资产重组条款对于公司债券定价的影响,在跳扩散模型下,基于股票债券互换的资产重组模式,运用结构化方法,考虑具有资产重组和流动性风险公司债券定价问题.建立公司债券和股票定价的数学模型.进而通过偏微分方程方法和拉普拉斯变换技巧,推导公司债券和股票定价显式表达式,以及相应的最佳破产边界的解析解.数值结果表明:其一、股东和债权人能否借助于资产重组条款获益依赖于自身的谈判因子;其二、公司资产跳跃风险降低了公司债券和股票价值,增大了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     

企业社会责任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随着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凸显.本文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现金持有价值在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和分布的厚尾特征,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克服一般均值模型的模型设定限制,发现:1)在资本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了现金持有的价值,并且随着企业市值的增加,这种正相关效果更加显著. 2)在产品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能显著提升高销售增长率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在低销售增长率企业中,低水平社会责任则会损害现金持有价值.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缓解管理者与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盾,从而改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认知并赋予更高价值.本文的结论也为管理者自觉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提供了部分证据.     

基于ε-套期保值策略的资本资产定价方法

在定义ε-套期保值策略的基础上,采用线性规划对偶原理和鞅测度理论,给出了有限(状态)证券市场资本资产的卖方套利价格和买方套利价格的计算方法.分别对允许证券卖空和现金借贷的情况及不允许证券卖空但允许现金借贷的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求解证券价格对应的鞅或上鞅测度空间中的线性规划问题得到资本资产的ε-套利价格和买卖价格区间,并对投资者不同风险偏好对应的定价情况进行了分析.     

融资约束、客户关系与公司现金持有

采用2001～2014年我国A股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对客户关系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机理和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客户关系集中度越高、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且这种影响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里更为明显。对客户关系集中度以及客户关系波动性增加公司现金持有的机理进行分析,证实了较高的客户关系集中度和波动性能够增加公司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其具体路径为:客户关系集中度越高,越有可能向主要客户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得到更少的商业信用,同时降低了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的公司,向主要客户提供越多的商业信用,并得到越多的商业信用,但客户关系波动性对公司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影响程度比对公司从客户得到商业信用的影响程度更大,同时,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越困难。为从客户关系的角度解决中国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过高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商业战略、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价值

企业商业战略会影响组织信息环境的构建,形成迥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波及投资者对于企业持有的现金定价。选取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商业战略对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执行分析型战略的企业,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降低,而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商业战略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而言,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而对于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会加强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正向作用。     

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非对称性——融资约束与高管私利的影响机制

以我国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OLS与系统GMM模型分析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一阶自回归和均值回复的特征;现金持有向最优水平收敛的部分调整速度为0.533,周期约2年;现金持有调整呈现非对称性,现金持有过度公司的调整速度快于不足的公司。在此基础上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导致现金持有调整的速度更快,高管滥用资金的代理行为导致现金持有降低的速度更快,而高管谋求在职消费与构建商业帝国的动机促使超额现金持有,研究结论为公司现金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启示。     

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的平滑作用比较分析——基于投资资金风险诱因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现金持有在企业投资支出中的平滑作用,并从投资资金风险诱因的视角,通过分组回归,比较分析了企业融资受限程度、现金流风险和对冲需求对其现金持有投资平滑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投资凸性调整成本后,企业现金持有增量对投资支出有显著的反向作用,说明企业通过降低现金持有水平、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平滑其投资,且这种平滑作用在高融资受限、高现金流风险和高对冲需求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最后,研究表明,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现金持有、研发投资平滑和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基于中国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发投资支出需要大量资金长期、持续地投入,而企业的融资却充满了风险,高科技行业企业尤甚。研发支出的波动将引发高昂的调整成本,因此,企业需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研发投资水平。采用80家沪深两市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其自2007年新会计准则规范研发投资相关账户信息披露后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金持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平滑作用及其在产品市场上所产生的竞争效应。结果表明,现金持有能很好地平滑企业研发投资,这种平滑作用还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了影响,在研发投资支出平滑程度较高的企业中,研发支出与现金持有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此外,当企业面临融资受限时,现金持有对研发投资有更明显的平滑作用,且平滑程度高的企业其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积极作用也更大。     

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负担、融资束缚与现金持有能力

以2005~201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从现金持有能力角度,探讨公司社会负担对财务运营带来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承担的社会负担越多,公司现金持有能力越小,这种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和失业率居高的区域表现尤为明显。对公司社会负担减弱企业现金持有能力的机制和机理分析验证了公司社会负担可以影响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进而得出公司社会负担造成微观经济投资主体行为扭曲,阻碍公司提供经营效益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发挥,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结论。     

中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证——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视角下的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研究了理性疏忽下(rational inattention)家庭最优资产配置,从理论推导出了信息不确定性与家庭最优资产配置的关系,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了实证,选择自身信息处理能力和外在信息获取能力作为信息不确定性下降的渠道,研究了两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的增强不仅提高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而且也提高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实证结果也进一步发现,信息处理能力越强的家庭越倾向于参与股票这类高风险市场,同时也会提高家庭持该类资产的比例;外在信息获取能力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在股票和基金资产上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债券资产上表现为U型关系,实证结果还发现自身内在信息处理能力与外在信息获取能力在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上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效应.     

高利差一定导致低效率吗?——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数据

运用我国58家(13家上市和45家未上市)商业银行2001年～2009年的数据探讨商业银行实际利差与效率的关系。采用了随机前沿法测量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控制能力明显好于利润创造能力。建立了回归模型,从全样本和分样本角度分别研究商业银行实际利差与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实际利差与成本效率的关系显著正相关,而与利润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银行规模、盈利能力、稳定性、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市场结构均显著影响成本效率,而盈利能力、市场风险、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能力均显著影响利润效率。最后,研究结论通过了3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投资机会与股权结构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

用2001～2005年4927家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检验了公司投资机会和股权结构对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投资机会显著负相关,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公司对高级管理者的现金补偿与投资机会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同时,有证据表明,少数大股东联盟可以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暧昧与国际资产组合选择

本文考察了当资产存在暧昧不确定性时的国际资产组合选择问题.本文以Maccheroni,Marinacci和Ruffino提出的模型框架为基础,对世界上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跨国资产组合选择进行了实证情况的度量和判断,利用横截面和短面板存在异方差的OLS回归模型(包括混合OLS和加入固定与随机效应考虑的回归).可以发现,国内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与国内资产相似、但纯风险更小,暧昧风险补偿为正的国外资本.另外,在选取的样本国中发现存在本地偏好的情况.     

实物期权视角的CAPM有效性检验

实物期权对资产定价的非线性影响会导致本质为线性定价的CAPM模型失效.本文以沪深A股2000-2014年间15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市值规模、账面市值比、资本支出和总资产回报四个企业特征变量作为实物期权的代理变量,分别对个股贝塔和预期超额收益率进行实物期权调整,给出了经实物期权调整后CAPM有效的证据;而且,较之市值规模和账面市值比,资本支出和总资产回报更加能够反映实物期权对CAPM有效性的影响.此外,实物期权调整对CAPM有效性的影响对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对股权分置改革和次贷危机后的子样本更为明显.     

基于Aalen可加模型的中国上市公司ST预测

针对上市公司特别处理(简称ST)政策，基于公司连续2年净利润为负的特征，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建立Aalen可加模型来预测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采用中国各制造业公司自上市日起到2015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讨论上市公司违约概率与财务预警指标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资产规模、营业利润率、运营资金/资产总金额、留存的收益/资产总金额四个指标均影响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强度，即这四个指标具有稳健性；除了总资产规模对其影响是常数外，其他3个指标对其影响均具有时变性；且总资产规模越大，该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     

基于马尔科夫转换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定收益率为正态分布,同时认为反映市场风险系数的β是不变的,这与现实存在较大出入,实际上资产收益率的结构存在动态不断转换特性,从动态的角度提出了基于马尔科夫转换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估计结果比较表明,本模型具有更好的效果并刻画了变化过程。     

跳风险下的行为敏感债券及企业资本结构

以公司收益流过程服从双指数跳扩散过程来研究行为敏感债券(Performance-Sensitive Debt,PSD)的价值以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问题,运用均衡定价的方法给出了PSD的价值并得到了公司资本价值的解析解。数值分析进一步表明,债务水平、敏感程度和跳风险对最优破产水平、公司价值、资产替代与债务积压等均有显著的影响。PSD能够增加股权价值,并在低债务水平下,普通债券优于PSD能够增加公司价值,但在较高债务水平下,PSD会极大地提高公司价值;跳风险增加了股权价值,降低了最优破产水平以及资产替代水平;在PSD敏感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跳风险降低了公司价值与债权价值;此外,PSD能够有效缓解公司债务积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