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的叙事语言特征

叙事语言是构成小说的关键,也是作者写作风格的具体彰显。张爱玲从结构上的回环语句开始,叙述《小团圆》的故事,深远的意象、犀利的反讽和语句的言有意而意无穷等构成了小说的华美乐章。解构这些语言现象是对张爱玲语言风格的一种忠实还原。     

欧化成分对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影响——以《传奇》为例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富影响力的一位作家,小说集《传奇》集中体现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她的小说语言植根于《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白话文学作品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的以传统白话写作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同时,由于翻译文学作品的浸润以及"白话文运动"之后新文学的熏陶,其语言中又有大量的欧化成分存在。在《传奇》中,欧化的成分被广泛用于词汇和句式两个层面,并对构筑张爱玲独特的语言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神韵与生命的感悟——谈阿城小说的特色

阿城的小说在语言技法上深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神韵,具有古典小说的叙事风格,在思想内容上也体现出了阿城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独特而深刻的感悟与思考,因而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阿城的小说作品仍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传统的神韵与生命的感悟——谈阿城小说的特色

阿城的小说在语言技法上深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神韵，具有古典小说的叙事风格，在思想内容上也体现出了阿城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独特而深刻的感悟与思考，因而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阿城的小说作品仍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乡土叙事的去历史化倾向

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震惊文坛。这部小说有别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再依托历史叙事,而是通过荒诞的人物、经历和语言消解了长期存在于乡土小说中的历史因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更具原生态的乡土画卷。这深刻体现了刘震云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故乡的神话＂的坍塌后,试图通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修补矫正小说精神世界与写作手法复杂性与相悖性的有力尝试。     

论《宠儿》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使用了多角度叙事、碎片叙事模式等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后现代叙事风格。通过分析小说中多角度叙事、碎片叙事模式、＂重现回忆＂（re-memory）,控诉奴隶制对美国黑人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和扭曲,揭示美国黑人昔日的悲惨境遇,呼唤黑人共同关注自己的未来。     

论《红楼梦》与《水浒传》死亡预叙聚焦方式的审美差异

《红楼梦》与《水浒传》中均有对文中人物死亡的预叙,但两部小说死亡预叙的聚焦方式则有差异：《红楼梦》死亡预叙采用的是内部聚焦叙事,《水浒传》采用的是外部聚焦叙事。聚焦方式的差别体现出不同的死亡观：《红楼梦》认为死亡是惨痛人生的悲剧性结果,《水浒传》认为死亡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终结。     

论徐訏《鬼恋》的艺术特色

文章抓住徐訏《鬼恋》兼融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的特点,从叙事环境、心理描写、语言三个方面分析小说《鬼恋》的艺术特色。认为这篇小说的艺术闪光点在于:一、巧妙地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营造出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叙事氛围;二、“中西合璧”式的心理描写,并渗入哲学思辨,使之充满“现代之思”;三、优美、舒畅、深情的语言。这些美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徐訏《鬼恋》独特的魅力。     

论《红楼梦》的语言情绪

《红楼梦》的语言,无论是叙述性语言还是小说人物语言,无不渗透着情感情绪;《红楼梦》的语言,不仅贯注着小说人物的主观情绪,也贯注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情绪。对于《红楼梦》创作主体及其小说人物的考察,最基本的着眼点应该是小说语言。也可以说,对于《红楼梦》精神的研究,其实就是对其语言情绪意义的探讨。本文对于《红楼梦》语言情绪的探讨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     

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音乐性特质研究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集《传奇》走红上海文坛,她的小说语言极富音乐美——这成为张爱玲区别于其他作家、独步文坛的独特语言特质。其语言传递出苍凉的基调,叠音、摹声的手法和新式标点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抑扬顿挫、和谐辉映的韵律美;反复、排比和顶真等辞格组合出参差的旋律美;长短相间、整散交错的句式形成气势贯通又灵动跳跃的音韵美。     

张爱玲的间接诉情文本解读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探讨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她笔下主要描写了在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交织下普通男女的情爱生活。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以丑为美的审美风格刻画了许多行为诡异、心理变态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深处最真实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女主人公的际遇反映了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及其创作心理。     

月亮意象的女性内涵——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表述

张爱玲对于月亮意象阴晴圆缺的透视有三篇代表性的小说，小说展示了女性的边缘处境，揭示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女奴意识”。张爱玲之所以选取月亮意象作为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客观原因是对传统文学中“女人是月亮”喻象的继承，主观原因是张爱玲自身的独特经历与感悟。     

从《金瓶梅词话》到《红楼梦》——世情小说文化品格的跃升与小说创作的跨越式发展

《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均是我国古典小说长廊中的耀眼奇葩。前者在小说世界所构筑的英雄梦幻、神魔斗法的虚幻图景中异军突起,将笔墨重点放在对离合悲欢、世态炎凉诸最接近世人生活之本真样态的涂抹之上,为人们认识生活之真相、为后世小说家如何表现生活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绿色通道;后者努力在借鉴别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熔铸个人之风格,＂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壼奥＂,最终登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将两书作比较研究,意在追索世情小说发展、演化的轨迹,并力图勾勒出一个大致线索,以供研究者参考。     

《呼啸山庄》与《红楼梦》梦境描写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作者对神话的一种延伸；《呼啸山庄》表现的是一种来源于圣经的哥特式创作风格。二者通过梦境的描写,完成了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实现。     

王熙凤性格内蕴的文化解读

曹雪芹在刻画王熙凤这一人物时，并长仅仅停留在“恶”的一面，而是用摇曳生花之笔，写出了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具有一定的人情味，以及在管理家政方面所表现出的干练、果断的才能、智慧。如此着笔，就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生活的真实。正因为曹雪芹以细腻婉转而又流畅奔达的笔触层层皴染出凤姐性格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独特性，这一艺术形象才骨肉丰满，达到典型化的高度，成为小说之林中的经典人物形象。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也说贾宝玉之“意淫”

什么是贾宝玉之＂意淫＂？从《红楼梦》最早的批书人脂砚斋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意淫＂所包含的深刻意蕴作出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认为＂意淫＂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贾宝玉独有的性格情怀,是贾宝玉对女儿特有的非肉欲非功利的真性情。＂意淫＂与＂皮肤滥淫＂水火不容,前者是＂情天＂,后者是＂孽海＂;前者是至真至纯、深入骨髓、浸入灵魂的情的极致,后者是＂淫污纨绔＂与＂流荡女子＂对＂情＂的玷辱与戕害。     

《红楼梦》的谐音双关

谐音双关是《红楼梦》运用最多的辞格。大自作品的立意、构思、框架结构,小至人物的命运、个性、人品等都运用了大量精彩的谐音双关。谐音双关的成功运用,不仅加强了语言的含蓄性和幽默感,而且对作品的情节构建、艺术构思和主题表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谐音双关多系人名构成,大都经"脂评"批注,而历来的研究者一般都遵循这些批注。     

《西游补》: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滥觞

《西游补》是晚明文人董说创作的一部通俗小说,但长期以来它的独特价值和特殊地位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力图从作家创作宗旨、思想倾向、作品取材、作品结构等方面,通过对《西游补》与《金瓶梅》、《红楼梦》的对比,论证《西游补》是我国古代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发轫之作。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

张爱玲及其小说与上海都市民俗关系密切。上海都市民俗中的居住习俗、交通习俗以及民俗时间,对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以及主题升华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张爱玲小说着重描写了弄堂和洋房、三轮车和电车以及都市民俗时间。张爱玲小说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因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有的民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