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茅盾佚文六篇

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茅盾书简》第一七五页)由此可知,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包括评论),而这些文章不但当时没有结集出版,解放后出版的《茅盾文集》也没有收入,现在《茅盾全集》正在陆续出版,收入的也不多。因此,我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并在各篇的文后作一些必要的注释和有关署名的考证,重新发表出来,供茅盾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的注释和考证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四篇

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茅盾书简》第一七五页)由此可见,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包括评论),而这些文章不仅当时没有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两篇的说明

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茅盾同志在答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由此可知,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三篇

说明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     

茅盾佚文七篇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记,也不把自己的杂文存留底稿,出版家把他们在公开刊物上为我发表的杂文辑为一编出版,故今天还有这些东西可以确定乃我所有,至于秘密刊物     

毛泽东长征诗词新探(下)

本文对毛泽东同志有关红军长征的诗词逐篇加以探析。针对这些诗词发表以来很多注释家，鉴赏家著作、文章中所出现的岐义、误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毛泽东同志亲自作的注释也大胆地谈了自己的理解。作者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新时期以来不断公布的当代史资料及研究成果，依照毛泽东同志创作诗词时的思想感情脉络，考证其创作背景，探索其诗词本意，以及其发表后产生的影响。     

漫话文艺批评的标准——从茅盾对“草”的推敲扯起

茅盾同志在《欢迎〈文学报〉的创刊》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杂草”这个术语,使人很自然地回忆起了“毒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凡是派”手中的一根棍子!据我的推测,茅盾同志把“毒草”改为“杂草”,这一字之改,正好委婉地表达了他诚心诚意地期望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心愿.茅盾同志提出“杂草”,等于是他的遗嘱,因而激发了我写此短文的兴趣.     

鲁迅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吗?——与陈涌同志商榷

陈涌同志的论文《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1981年11月号,后经《鲁迅研究》等刊物转载,1984年5月收入《鲁迅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书收入陈涌同志多年来撰写的研究鲁迅的主要论文12篇,出版前经过作者校订。”这使我们明白,收入书中的《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的观点,作者一直是肯定的。     

漫谈《谈骨气》

《谈骨气》是吴晗同志写的一篇杂文,发表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中国青年报》上。由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政治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单方废止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出现了持续三年的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宣传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鼓起六亿中国人民的斗争勇气,战胜困     

试论“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多重含义——兼与肖新生、易佑平二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理论界多年来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的肖新生同志《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一文把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归结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该刊1991年第3期发表了易佑平同志与肖新生商榷的文章《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992年第1期该刊又发表了肖新生同志答易佑平的     

一代词宗的落幕悲歌——论《申报·自由谈》刊载的况周颐词作、外传

《申报·自由谈》是中国近现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况周颐晚年移居上海,卖文为生,积极挥墨于报刊这种新型媒体,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1924-1926）里,他于《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词作30余首。这些词作以题画、咏物、酬赠为主,亦庄亦谐,艺术精湛,雅俗共赏,体现出况周颐词的最后辉煌与深远影响。况周颐逝世之后,《申报·自由谈》刊载《况蕙风先生外传》、《况蕙风遗稿》以志纪念,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况周颐及当时的世风人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再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与宁宗一同志商榷

一九八五年我被邀请出席秦皇岛《水浒》讨论会.会议要求撰写论文.当时恰巧买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压卷之作是章培恒同志的《论金瓶梅词话》.他用《水浒》作为《金瓶梅》的陪衬,认为《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不如《金瓶梅》高,人物性格也不如《金瓶梅》复杂、真实.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因为〈金瓶梅〉贬低〈水浒〉》的文章与他商榷.后来我因事未出席秦皇岛的会,也不知章培恒同志去没有去.但论文寄出去了,上海《文报汇》还发表了论文的摘要,也不知章培恒同志看到了没有,但他似乎并没有答复.     

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二)

1.茅盾的《子夜》茅盾的《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写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五十年来曾经多次出版,最新的版本是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此书还有多种外语译本,是有国际声誉的巨著。茅盾写作此书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说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回答当时托派散布的关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谬论。此书在当年是起过     

纪念“世界知识”创刊五十周年

1934年,我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在该馆主办的《时事类编》上发表一些介绍国际政治社会的文章.9月份一期,我根据苏联刊物编译了一篇《给初学作者的一封信》.这篇文章在当时青年读者中受到广泛的欢迎,也受到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胡愈之同志的注意.由此,我结识了愈之同志和进步文化界的一些人士.     

各个击破与融会贯通——高中语文第三册散文单元教学设想

高中语文第三册散文单元,选了四位名作家的四篇写景散文:碧野同志的《天山景物记》,茅盾同志的《风景谈》、杨朔同志的《海市》,孙荪同志的《云赋》。如何讲授好这一组散文呢?我是这样设想的。 高中一年级的同学,已经读得通一般的现代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作品,也能写较为通顺和出色的记叙文了。但是,多数同学都反映“不会写景”,或认为“写景很难”。针对这些反映,我认为:不会写景的原因有三。一是观察不深不细,抓不住景物的特点和     

试论鲁迅的《怀旧》

《怀旧》是1911年冬天鲁迅用文言写成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小说月报》四卷一号,鲁迅自己从来没有把《怀旧》收进他的任何一本集子中。于是有的人就断言《怀旧》不是鲁迅所喜爱的作品,猜想鲁迅可能对这篇“少作”“愧则有之”,才“故意删掉”。其实并非如此。一九三四年,杨霁云将鲁迅佚文编集时,鲁迅给杨的回信中说:“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同年鲁迅应美国     

论秦似抗战时期的杂文

秦似是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杂文写作的作家。1940年他在桂林文化城和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等编辑出版杂文刊物《野草》,发表了许多杂文作品,出版有《感觉的音响》(1941)、《时恋集》(1943)等杂文集,在中国人民的抗日图存斗争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在我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宋词鉴赏小札

北京燕山出版社,拟仿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编纂出版《宋词鉴赏词典》,特向我点题约稿.所点篇目多系宋词篇什中之冷僻者,有关参考资料为数寥寥,有的就连一个字的材料也检索不出来,加之自己词学根基浅薄,鉴赏水平有限,因此,注释解析甚感困难.然而,盛情难却,又不得不勉为感难,硬着头皮钻下去.犹记前些年在山西大学任教时,曾在姚奠中教授指导下选注金元词.先生醇醇告诫说:“古人的一首诗一首词,若未经前人注释过,要把它正确地注释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于《胡风笔名杂录》的补正

吴晓明同志的《胡风笔名杂录》(《上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系统整理了胡风的笔名资料,这里再作几点补充:一、《杂录》遗漏了“孟林”、“秋明”两个笔名。笔者所见,胡风曾在《文学》月刊第5卷第5号上,用“孟林”一名发表了《錶》(书评)、《田园交响乐》、《诅咒翻译声中的译文》三篇作品。近读黄源的《左联与〈文学〉》(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一文,写有“谷非化名为胡风、孟林、马荒继续为《文学》撰稿”一语。可见,“孟林”是胡风曾在一段时间内署用的笔名。《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5年)刊登的《“七年忌”读后》,胡风署名“秋明”,此文后收入《文艺笔谈》。     

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是“两回事”吗?——与李准同志商榷

78年8月20日和同年9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准同志《不能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混为一谈》、《再谈客观真理与客观现实》两篇文章。文章强调和分析了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的区别,指出了把客观真理同客观现实混为一谈的危害性,肯定了区分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重要意义,读了很受教益,它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李准同志把客观真理等同于真理,从而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的区别夸大成“两回事”,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