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会不会灭亡——对刑法不合理性的反驳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及其罪刑关系的法律。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应当以犯罪和刑罚这两个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即从刑法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包括犯罪、刑罚及刑事责任之间定义的逻辑矛盾,犯罪本质的不合理性及刑罚的不合理性采导出刑法的不合理性,进而得出绝对结论——刑法必将灭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以下作者就从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合理性来说明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刑法应该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前科消灭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有规定。我国刑法,目前没有＂前科＂之名,而且没有前科消灭制度,却有前科报告制度之实。这样的制度设计使犯罪者终生背负犯罪的标签,无法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分析我国刑法在前科方面规定的不合理性,有助于立法者了解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危险驾驶罪争鸣——以“醉酒驾驶行为”为视角

我国现有刑法之下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的处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或者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基于醉酒驾驶及类似行为本身具有社会难以容忍的危险性,这种行为使得法益面临过高的危险,因此,刑法应该立足此类行为本身之评价,增设＂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危险驾驶罪行为方式上限制的过死,而且配置的刑罚过轻,在出现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未作出规定,存在不合理。笔者建议,在在危险驾驶罪后增加一款,出现危害结果配置更为严厉的刑罚,已达到解决现有刑法与司法实践矛盾的目的。     

死缓制度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探讨

死缓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刑法执行制度,其本身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利于贯彻执行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挽救一切尚可挽救的犯罪分子,更在于它体现了刑法最为严厉的生命刑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色彩。当前死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在于适用标准不一致,因此需要探寻一条对死缓制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适用条件,并对相关疑难问题进行解析。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论刑法的“永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刑法是存在还是消亡,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从刑法的制定这个刑法产生、存在最表面的因素出发,由表及里,深挖刑法存在的各种动因,最终从人的动物性欲求阐明刑法的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刑法的＂永生＂。     

浅议“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飞速发展,人权事业也日益全球化,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而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然成为法治建设时代的诉求。＂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权保障的理念、刑法谦抑的理念、形式理性的理念。     

关于犯罪、刑法、刑罚的思考

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与刑事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其他刑法理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罪与非罪的分界。然而方孔先生不仅漠视学界形式、实质犯罪概念而且否认认为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同时指出当今刑法学逻辑是混乱的、法理根基是单薄的,断言刑罚不是在发展而是在消亡。笔者认为,方孔先生的观点不免偏颇。笔者将针对方孔先生对刑法不合理性的批判展开质疑,并在此     

消费结构变动、虚拟经济、信用货币与现代金融危机——对现代金融危机根源的一个理论新解

现代金融危机多发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本身并不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认识金融危机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消费结构变动入手,并结合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加以分析,现代金融危机发生机理除了与消费结构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元的＂责权不对称＂密切相关。     

人肉搜索入罪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新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地关注,有学者提议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应该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对人肉搜索现象法律介入必要性和刑法谦抑性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对人肉搜索采取刑法以外的法律规制更为恰当。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闽”来源于崇蛇说质疑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习惯把福建的简称＂闽＂与中国古代的蛇崇拜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多种证据表明,＂闽人崇蛇＂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福建是因为崇蛇才简称为‘闽’＂的提法,至少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应予质疑。     

试论我国犯罪的分类标准——兼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剖析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典在刑法分则的第三章第五节单列＂金融诈骗罪＂,有人认为这一节的设立明显违背刑法分则以犯罪客体为犯罪分类标准,在刑法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质疑,从而开始重新探讨我国犯罪的立法分类标准。本文从＂金融诈骗罪＂这一节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刑法典的犯罪的分类标准,并对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孤立与虚构”——郭象“独化”说的逻辑分析

郭象的＂逍遥义＂建立在其＂适性自分＂这一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因而同时面临辩证法与实践论的诘难。由于以＂适性自分＂为理论依据的＂逍遥义＂的论证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使得这种责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将其理论依据修正后,郭象的＂逍遥义＂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

技术异化主要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其实质是因为技术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据此产生了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包括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在内的技术活动的社会建制不合理性。     

浅谈渎职罪主体问题

渎职罪主体的有权解释将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实上改变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权侵夺刑法立法权的表现。渎职罪的主体应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浅谈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弊端

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刑罚的规定过于严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和适用死刑的社会成本高于收益,背离刑法的价值追求。重刑主义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是对刑罚目的的背离,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探讨

我国《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从宪法、刑法角度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来看,人大代表应当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除基层以外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应当划归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4款中＂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改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较为合理＂。     

拒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和《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为刑法调控拒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行为奠定了法制基础。该种行为纳入刑法规范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必要性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市场经济秩序,可行性源于我国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域外立法借鉴。刑法调控拒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行为的方式是增设"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其直接目的是从根源上防范此类行为,理论依据是不作为犯罪和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