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     

清初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

壮族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壮族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日益腐朽没落，改土归流政策势在必行。清初的改土归流对壮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造成极大的影响。研究清政府对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及其对壮族人民的影响，有利于对壮族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有更好地认识，还可以以史为鉴，为当代的民族政策服务。     

土家族土司改土归流背景分析

章把土家族土司之改土归流与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进程和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以此为背景，揭示出土家簇土司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及特点。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述论

汉族不是文山地区的土著民族。清初改土归流前有少量移入,但相当一部分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文山。在与各民族的共同交流中,汉族移民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的类型——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广西大新县改土归流前的田地契约及相关文书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清代广西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该篇首先对大新县发现的改土归流前的田地契约及相关文书产生的背景、类型提出自己的看法     

杨增新新疆“改土归流”评析

杨增新时期,新疆改土归流再度兴起。然囿于国内政局变换和西北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受制于其所带来的民族矛盾变化与西北边防危机,使得杨增新不得不采取在羁縻笼络基础上较为缓和与隐蔽的"改土归流"措施,虽则如此,但其还是为之后新疆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翔实厚重，精益求精——夏剑钦《杰出的思想家魏源》评介

湘西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是湘西南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魏源（1794—1857）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宝贵思想。正因为如此，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国人一直相当重视魏源研究。可以说，魏源研究是国内各个历史阶段的显学之一。     

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的影响

改土归流之后,壮族核心居住区逐渐朝着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发展;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地区划一;壮、汉民族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但是壮融入汉是主流;大约从明代起,壮族逐渐对壮、汉文化抱等距认同的态度,并在族际交流中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改土归流的结果是使壮族看起来与汉族无异,但却实在又是一个特点突出的民族。     

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述略

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的起因与前朝不同,目的是巩固云南边防,抵御法英侵疆。受当时云南处于多事之秋的客观环境影响,在急进与缓进的指导思想之下,云南政府与土司经过博弈,土司辖地最终形成土流并存的政治格局。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体现的治边思想依然是传统治边思想的延续,但其实施方法有所创新。当然,改土归流的失误也显而易见,对流官的任用不当导致了边疆民族的诸多起事。     

罗卜藏丹津反清与丽江的改土归流——试析雍正初丽江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雍正元年,清王朝在丽江进行改土归流,知府改为流官,木氏土司降为虚有其名的土通判。丽江改土归流是滇西北地区的一件大事,对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纳西族地区社会发展影响重大。丽江没有在顺治、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也没有在雍正四年高潮兴起之后才改土归流,而是在雍正元年初进行。其主要原因,与清王朝逐渐定型的稳定藏区的治藏大战略有关。丽江地处滇西北,紧邻滇西北藏区,为滇藏交通要冲,在清王朝治藏大战略和相关战略布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后,丽江在确保西藏和康区稳定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丽江的改土归流实为清王朝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前夕为确保滇藏交通畅通和藏区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之所以要在雍正元年初进行,主要原因是要及时作好防止罗卜藏丹津叛乱波及藏区和影响藏区稳定的准备。     

试论明王朝经营云南之策及影响

明朝统治云南,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地区加快与内地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初军事上征服云南,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伴随而来的汉族移民奠定了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使得内地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迅速传播到西南边疆地区,尤其是儒学教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边疆地区教育的发展。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在部分地区不断尝试改土归流,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清朝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借鉴。     

论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及商业的繁荣发展。当然,该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今土家族的经济开发提供某些方面的借鉴。     

论壮族土司田地权利的转让——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研究之三

通过分析广西大新县改土归流前田地买卖、典当契约 ,认为壮族土司地区田地权利转让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救饥和还债 ,转让者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而不是土官 ,否认了以往盛行的改土归流前土官大量出售田地之说 ;田地权利转让程序受汉族地区的立帐问邻和订立契约制的深刻影响 ;田地权利转让价格受田地的质量、位置、性质及转让原因、政治局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壮族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原始社会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的变异

很久以来,广西西部壮族与广西东部壮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就存在很大差别,羁縻土司制度、封建领主经济和原始社会残余构成西部壮族自唐宋以来至明清改土归流以前数百年间最显著的文化事象。要揭开壮族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必须着重研究这些文化事象。本文从壮族原始社会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的存留变异入手,试图探讨壮族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雍正朝云南改土归流再探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众多,但最根本原因当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需要,为中国疆域发展形成之大势所趋。为保证云南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雍正朝最初采取和平方式改流,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随着雍正朝对改流认识的深入,改流方式逐渐发生了从和平到武力的转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改流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雍正朝实施了完备的善后措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推行内地的治理模式,从而加快了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可以说雍正朝改土归流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     

清代西部边疆土兵的发展与衰亡

清朝建立之初为了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大量征调边疆的土兵参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土兵制度日渐完善。与此同时,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日益巩固,清政府建立起了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又由于土司制度在总体上已经不能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清政府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之后,和土司制度紧密相连的土兵制度也就渐渐走向衰亡。     

论清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在清代广泛接纳外来移民。促成移民大量迁入该地区的因素有垦荒运动、改土归流、驻军防苗和工商业发展等。这个时期的移民影响了沅水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     

明清贵州沉重的军事负担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贵州采取了从建立行省到改土归流等一系列决策和措施,推动了贵州社会进步和政治,经济、化和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付出了血与火的沉重代价。     

奇特古朴的德保民族文化

德保县位于广西西南部，秦属象郡，宋建镇安峒，清康熙二年（1663年）改土归流为镇安府，乾隆四年（1739年）镇安府添设附廓县，叫天保县。现辖五镇七乡，行政区域面积2575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聚居着壮汉瑶苗等9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