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矢与科技风险

时间之矢的遗忘使人们相信科学会给定我们一个美好的确定的未来，使我们不再反思科技或缺乏反思科技的能力，从而带来科技风险意识的严重失落，普利高津将之矢纳入对自然科学的描述之中，揭示了科学规律的概率性本质，从而也就揭示了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亦即按科学规律办事也存在风险。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学术沉思:回顾与展望(续六)——关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

在中国学术界，科学社会学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或尚未制度化的研究领域。跟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相近的分支学科相比，科学社会学发展得最迟缓、也最不规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有学术性的，也有制度性的。这里我们仅就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跟许多其他学科一样，科学社会学对国人来说是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凡移植之物，都要有一个适应、扎根和成长的过程，即本土化过程；就是使原有的理论与方法被本土人所认识和接受，并使之在新的学术环境中，获得新生或壮大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学科的本土化过程，不但是话…     

引领中国科学哲学的文化进路

三十年前，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时也迎来包括中国科学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春天”。踏着“春天的脚步”，《自然辩证法通讯》应运而生、乘势而行，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促进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己任，创刊之初即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引领与标杆，浓缩了中国科学哲学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心路历程。     

论当代科学认识变革的动力系统

当代科学认识频频发生变革，以致科学哲学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本文旨在考察当代科学认识变革的原因，认为(1)引起科学变革的理由是认识的创新，创新是科学认识变革之源；(2)科学信念的相对化是科学认识变革的前提与基础；(3)科学评价的多元化则是科学认识变革的保证。     

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划界观

作者通过解读《物理学》、《工具论》、《形而上学》等著作，梳理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划界观。这既是对劳丹观点的深化和修正，也是我们试图揭示有关科学划界问题在其认识发展史上既存的某种“神圣的思想链条”之一环。     

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评《古历新探》

古历新探陈美东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658页科学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所涵盖和渗透的领域也几乎到达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科学在20世纪的巨大成功，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所产生之影响正日益加剧，甚至在许多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探索根源，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其关键在于精密科学从17世纪以来所不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就是精密科学史研究之所以受到科学史家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而所谓精密科学，按照传统的观点，通常是指数学、天文与经典力学…     

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之灵魂和动力，在方以智科学实践中，体现出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共存和融合，它们是：“穷理极物”的求索热情、“物共一理”的理想观念、“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和“以实事证实理”的怀疑实证精神。     

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

本文主要通过对伟烈亚力的研究，探讨１９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试图对西方科学传入与时代之关系，从多方面加以阐述。首先简要叙述了他的生平，与中国学者的交往，着重分析他在墨海书馆从事的科学译书活动，并首次披露了新发现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个中译本。在查阅伟烈亚力的中西文著作，以及英国所藏书信、手稿的基础上，对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欧洲学术界产生的反响进行了论述。伟烈亚力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关系，本文也进行了探讨。最后论述了他的宗教观，即科学和宗教之关系。     

中国的科技，从科学创造四阶段说起

首先我想从我在2000年写的一篇短文关于科学创造四阶段谈起，然后谈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看法。 1 学问三境界和科学创造四阶段[1]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时期的大学者，也是将中西美思想沟通融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美学体系的现代美学开拓者。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     

庞迪我、孙元化《日晷图法》初探--兼论牛津本《天问略》中的三种晷仪

文本和技术两方面的细致比较表明,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日晷图法》与陆仲玉日晷著作抄本的第一部分以及汤若望和朱確的同名著作内容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它们均出自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手笔.另外,徐朝俊的同名著作与庞、孙二人著作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     

宋代阮逸、胡瑗异径管律声学成就的数理验证——中国古代三分损益法在律管上的首次成功

公元11世纪上半叶，在《皇You新乐图记》一书中，阮逸、胡瑗给后人留下了一页律管图样。这是一套按三分损益律制作的16只律管，从长内径数据看，是在通过改变管径来者管口校正。但我们对这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详尽记述的不同管径的全套律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见到有人对该律管做更多的理论分析或复原实验。文章运用现代物理声学原理，对该套律管进行了理论估算，初步推定：阮逸、胡瑗的这套三分损益律管，如果其吹口形状符合推测，从理论上看，就可以解决全套律管的系统管口校正问题，使管律发音的弦律一致，从而实现“竹声度调”的古老理想。     

试论梅文鼎的围日圆象说

为解决以前行星理论中宇宙论与计算之间存在的矛盾,梅文鼎提出"围日圆象"说,以为五星运行于以本天为心的岁轮之上,其轨迹成围日之圆象。这一理论为后世历算界所接纳,收入钦定《历象考成》之中。但是,梅文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计算层面上,并未深入到五星模型物理层面上的"实指"。乾嘉中后期考据学者多以历算研究为经学研究的工具。一些学者对小轮体系的实在性提出怀疑,认为"天体运动所以然之故终非可以臆度"。但"围日圆象"说在历算学中的地位并未被撼动。至晚清,牛顿引力理论传入中国后,仍有一些学者以"围日圆象"说为正理。     

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

由于文献的限制，西方光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一直难以厘清。综合新发现的《镜史》一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孙云球的生平及交游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镜史》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光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汤若望的《远镜说》。孙云球在吸取西方光学知识的基础上，以水晶为材料磨制成各种光学器具，对后来的民间制镜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记载完全来自于《镜史》，对孙氏所制各种光学器具的推广起到不小的作用。     

Simulation Methods for an Abductive System in Science

We argue that abduction does not work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inference mechanisms and illustrate this through an inference scheme designed to evaluate multiple hypotheses. We use game theory to relate the abductive system to actions that produce new information. To enable evalu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pproach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procedure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new information in a computer model. Experiments with this model display a number of features of collective belief-revision leading to consensus-form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bias and prejudice. The scheme of inferential calculations invokes a Peircian concept of ‘belief’ as the propensity to choose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细胞”探源

“细胞”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宇田川榕菴的《植学啟原》(1834),但据沈国威研究,《植学啟原》中的“细胞”是指小胞,非cell。真正用来指cell的“细胞”始见于韦廉臣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1858),后来该词通过《植物学》传到日本,并在那里流行、定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该词又传回中国,并得到广泛使用。     

Pragmatic Holism (or pragmatic reductionism)

The reductionist/holist debate is highly polarised. I propose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of pragmatic holism. It derives from two claims: firstly, tha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all natural systems are theoretically reducible, for many systems it is utterly impractical to attempt such a reduction, and secondly,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reducible 'wholes exist, it is vain to try and prove this. This position illuminates the debate along new pragmatic lines by refocussing attention on the underlying heuristics of learning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谈纺织类书稿中易混淆的名词

列举分析了一些纺织类书稿中常用且易混淆的名词,包括几组《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但在行业中常用的专业名词,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帮助,以达到利于交流、正确认识纺织知识的目的。     

谈纺织类书稿中易混淆的名词

列举分析了一些纺织类书稿中常用且易混淆的名词,包括几组《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但在行业中常用的专业名词,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帮助,以达到利于交流、正确认识纺织知识的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着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追求着天地浑成、物我为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禅宗则以在世的人生态度，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境界。无论儒、道、禅三家的休闲观念有何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说来，中国人的休闲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人教给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一种快乐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