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中国昆虫文学的萌芽

《诗经》中描绘了大量的动植物,这种寓情于物文学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灵光初现,而是昆虫文学萌芽的必然选择。文章从文学意象入手,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再现《诗经》中昆虫的文学图谱,理顺《诗经》中昆虫意象的分类,结合先秦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并进行文学形象的分析,从而得出中国昆虫文学萌芽于《诗经》的结论。     

从元人的命名看元代《诗经》接受

元人给其诗文字画、书斋楼宇的命名以及人物取名命字均与《诗经》有很大关系:或表达对于特定《诗》篇的理解,或寄寓文人雅兴,或表达对自己及后辈的期盼,从中可以管窥元人《诗经》接受的基本情况。     

浅析《诗经》中“柳”的意象及流传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传世的诗歌总集,在艺术性、思想表达、韵律美等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诗经中所描绘的意象也成为了后代文学创作的典范,如"鸟"的意象、"水"的意象、"树木"的意象等等。本文试对《诗经》中出现的"柳"意象进行探析。     

中日古代文学中的“葛”研究——基于《诗经》与《万叶集》比较探究视角

通过比较《诗经》与《万叶集》里“葛”这一意象,发现中日两国歌人用 “葛”(日文:クズ)入诗时,其描述内容常与家人亲情、婚恋有关; 从文学意象与民俗意义上探究,婚恋诗中的采葛行为不仅是普通的劳作,也是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诗经》中的“葛诗”更多关注民间疾苦等社会问题,而《万叶集》的“葛诗”则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简论《诗经》中的上帝

《诗经》产生于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过程中,“上帝”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而在《诗经》的接受史上,这一文化意象千百年来却一直受到曲解。在《诗经》和《圣经》的参照阅读中,我们发现《诗经》中的上帝确曾有过与《旧约》中耶和华相似的位格,上帝与人之间那种既亲密又紧张的父子般的关系,也为中西方经典所共同关注。上帝的身上,寄托了先民的道德精神、社会关怀及其希冀和理想。但在《诗经》中,上帝没有被理解为人类精神的航标,灵魂最终的归宿,而是被理解为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神灵,上帝对人来讲始终是外在的,人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有怨愤之情,而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归上帝。人,最终疏离了上帝。     

《诗经·国风》声音意象研究

《诗经·国风》中声音意象的运用广泛而多样,不仅包括对自然界风雷泉、动物界鸟兽虫禽等声音的描写,也包括人类社会劳作、祭祀等声音勾勒。这种大量的声音意象描写是在自然与社会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仅反映出先民对以声音为中介的意象审美感觉的创造,同时也蕴含着丰富且具体的社会文化意蕴,对整个后《诗经》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歌意象语言的用词特点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与诗歌意象相对应的大多是日常语言中表示具体物象、事象的名词性词语,这些名词性词语用在诗歌中便成为意象词语。诗歌中,担负一组意象语言可以是单个的意象词语,即名词性词语;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熟语;还可以是一个以意象词语为主体的非名词性短语或句子等。通过从语言学角度对担负诗歌意象语言主体的意象词语进行语言分析,认为诗歌意象语言具有具象性、隐喻性、民族性等特点。     

《诗经》意象刍议

分解方式和积累方式这两种诗歌意象的建构方式,在《诗经》中都有所运用,但用的最普遍的是积累方式。《诗经》的意象具有创造性、朦胧性与歧义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它早期诗歌口头文字创作的性质有关,是属于一个历史时代的。     

《诗经》中的“黄”

"黄"在《诗经》中的使用既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文化信息,对它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先秦时代色彩词的特点。本文从"黄"在《诗经》中的意义、组合方式、使用特点三方面来浅析《诗经》中"黄"的使用。     

诗歌意象艺术论

诗歌意象艺术源远流长。我国诗歌运用意象技法起源于《诗经》,其后在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我国意象理论研究最早见于《周易》,后来为历代诗论家所补充和发展,至明清渐趋成熟和完善。二十世纪初,英美新诗运动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