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能否成为判处死刑的依据——试从罪刑法定角度进行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既有保障价值,又有保护价值。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

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条基本原则,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我国在新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应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及其现实化方面着手理解我国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在防止封建司法擅断和保障人权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如要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实现这一理念上的目标与价值。刑法司法解释是一好的方式，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必定在适用中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立法、司法活动有着重要作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确定后的类推

酝酿刑法修改时,立法界和理论界就达成了将罪刑法定确定为刑法最基本原则的共识。但修改后的刑法中,却有大量的类推条文存在,随后的刑事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也出现大量的类推解释,甚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推定案情况。因此,类推制度虽被废止,但其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立法和司法与类推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罪刑法定原则虽被确立,但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中国化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源于英国大宪章，随实践的发展而逐步为各国的法律件所认可。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法律程序的正当和法律规定的正当。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及现代民主思想、人权理论。现代西方罪刑法定原则有其片面性，只注重人权保障而忽视对犯罪的预防。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把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作为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并且把打击犯罪放在首位，体现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精神。     

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

犯罪论体系就是依据犯罪成立的条件及其形态按照一定的顺序所组织的关于犯罪一般理论的有机整体,它是认定具体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系统。犯罪论体系因具有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功能而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界存在着众多理论与学说。随着贝林格构成要件理论的提出,在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宗旨的刑法当中,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成为成立犯罪的第一要件,因此,犯罪论体系也应当以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而加以展开。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97刑法中予以确定，并在许多相关法律条中加以具体化。但在刑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贯彻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正和改进。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桥梁的刑法解释,是实现正义和刑法目的的重要途径。发挥宏观指引作用的正义理念与起中观规制作用的法益的契合点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刑法解释者应当心怀正义,围绕法益这一核心概念,在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两大原则的制约下,目光往返于生活事实和刑法规范之间,充分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从定罪与量刑方面对刑法条文做出最合理而圆满的解释,从而保护法益,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是税收立宪的根本标志。世界各国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有不同的表述,对于“税收”“法”以及“定”均有不同的限定方式。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尚未实现真正的税收立宪。我国税收立宪应该从税收法定原则入宪开始。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经济严打

经济严打即对经济犯罪实行的严打。在经济严打期间追究的经济犯罪案件增多、判刑从重，经济严打的开展表明严打刑事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严打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依然尖锐，它违背了罪刑法定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均衡的刑罚的刑法价值理念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应该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取代“严打”，在立法上实现有区别的刑罚配置，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纳入法制轨道。     

关于图书馆立法原则的思考

图书馆立法的基本原则上承法的基本价值和图书馆立法的基本精神,向下制约或指引着图书馆法律制度和具体规范的内容。图书馆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合法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秩序原则。     

亲亲相隐原则的法理探析及其在当代中国命运之检讨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应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豁免特权，但必须对内容进行一定的整合。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价值探析与制度回归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当前规定的适用条件模糊,核准程序较为严格,造成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适用困境,使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甚至几乎被闲置.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司法能动和个案公正以及刑罚轻缓化和量刑规范化的角度透视这一制度的价值向度,进而从明确其适用条件、简化审批程序、严格判决书说明义务等方面促进该制度的落实和回归实有必要.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