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稼轩词的自觉理性显扬--兼论"稼轩体"的艺术特色

稼轩是位既豪迈热烈又能冷静思理的辨证统一词家。其全部创作具有着鲜明的思辨式人生方式。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以其渊博知识和敏感力审视着古来种种“物理变化”的“万物必然之理”，而主张“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其词天然地通向了理悟的进程。他善于在孤寂中“坐中夜思”，甚至通宵“不寐”，引发出他独特的哲思顿悟；并经常“以古准今”和在现实复杂实践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总结自我，从而获得人生的转机和新生。在词中形成了他自觉理性显场的特性。“理”并不悖于“情”，稼轩能依照“带情韵以行”的艺术规律写词．使他成功地“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创造了傲视千古的将豪壮炽热情感与冷峻理性思辨相结合的“稼轩体”。     

形象、情感、哲理的有机契合－浅谈郭风散文诗的意境美

郭风散文诗刻意描绘准确而又单纯的形象，抒发强烈而又真挚的感情，同时又闪耀着深邃而又隽永的哲理光芒。在创作实践中，他善于缘情造境，寓理于境，使形象、情感与哲理有机契合，创造出了清丽幽雅、含蓄隽永的“郭风式”散文诗的意境美。     

法国最受欢迎的古典作家司汤达

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在二十世纪仍然保持巨大活力的,以司汤达为最。法国每年的问卷调查,在“最喜欢的古典作家”一栏,司汤达总是名列前茅,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语言风格、审美情趣都大异于昨的今天,他的作品仍能够保持青春活力,久盛不衰,他的观念、情     

对于《赤壁赋》中情与理的认识

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第四册课文《赤壁赋》，课后练习二说：“试以第三段为例，说说课文是怎样将情、景、理结合在一起的。”根据这个题目的意思，本文中的情与理的地位仿佛是相当的、平等的，在其他的一些教案和赏析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把文中的“情”和“理”“事”“景”等同起来，混杂在一起。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它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情”在文中的主导地位，忽略了“情”在文中的统摄地位。在《赤壁赋》中，“情”应该是灵魂，是主旨，其他的各种结构形式、表达方式等等，都是为“情”服务的，都是从属于“情”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来理解。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的情、理、行环节

本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的情、理、行三个核心环节，指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将情、理、行三融为一体，综合运用，从“情”和“理”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良好的效果。     

试论陆机的“缘情”说

陆机的“缘情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的发展。陆机早期受了儒、道两家思潮的影响,略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晚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赋》里着重阐述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其文学主张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强调文质的统一。这是他的审美意识的进步和提高。     

《二十四诗品》的审美学分析

《二十四诗品》是对二十四种诗歌风格的归纳,也是对二十四种美的形态的分析,本文以道家美学为背景对其进行了审美学上的分析。审美本体上,显现“道”是《诗品》美学的追求;审美方式上,它采用“立象尽美”的感性体悟方式;审美人格上,它通过去蔽,诗意地栖居,以理节情,铸就审美的人。     

美声、民族、通俗唱法的特点及风格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是歌唱艺术中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三种唱法都各自独特的风格体系，关声唱法的“声”，民族唱法的“字”，通俗唱法的“情”，构成了多风格、多唱法共同发展的格局。     

试论《小山词》中的色彩艺术

晏几道是北宋著名的小令词人,在他的《小山词》中使用了非常丰富的色彩字目良,尤其是“红”与“绿”,这些色彩词的使用不仅仅是客观的事物再现,更多的是和词人的主观情绪相联系,特别是在表现词人的悲苦和凄凉情绪方面,因此,研究词中的色彩艺术,可以更好地了解晏几道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在词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孟浩然的审美追求及其在盛唐诗歌演进中的作用

孟浩然毕生的审美追求是“求真”“求自然”。这种追求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将日常生活入诗,二是将兴寄入诗,三是独特的抒情手法和入俗致雅的语言风格。孟浩然的创作,扩大了唐诗的题材,有效的抵制了初唐时期的浮靡诗风,谢灵运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由陶,谢到王维过渡,将山水创作推向繁荣,孟浩然的创作确立了平淡诗风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开启盛唐诸大家的视野。     

章太炎正名思想发微

章太炎是乾嘉汉学的殿军。乾嘉学者以“字”训“名”，将正名问题视为语言文字的训诂考据。章太炎承继乾嘉汉学的“正名”思想，并对其作系统地综合。他的正名思想一方面肯定了语言与实在的关联性，承认语言建构实在的积极作用，但反对以名为实，表现出唯名论的理论立场；另一方面他敏感地觉察出了语言所带来的思想魅惑，肯定辨析名相对于澄清思想的作用。章氏正名论内含的哲学洞见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邹守益与同门学术之辩——江右王门道德修养之砥砺

邹守益在王门中的地位,王阳明和后世学者誉之甚高。王艮曾寓书邹守益,称＂昔文成称先生几颜子,所期者远也＂。黄宗羲谓＂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学者认为他得阳明之真传。他为卫护师说与同门进行了许多学术辩难,为江右王学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张之洞作为晚清的一位思想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他强调以中学为主,辅以西学,调和中西学的方法则是"会通",以西学来补中学.这一思想理论的提出,在晚清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模式本身的矛盾性,它不可能达到张之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正人心"和"开风气".     

心灵深处的诗美体验与诗意追寻——王蒙的李商隐研究综论

王蒙身兼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展开对李商隐的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关注。王蒙的李商隐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原创性：他是一位注重体验与感受的批评家，是唐诗鉴赏学派在当代的突出代表；他运用多种批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视角新颖，思路开阔；他注意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去自觉反思、揭示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金朝文人的泰山情怀管窥

金朝时期,统治者推崇儒术、“以文治国”,泰山及附近地区儒学思想发达、学术研究浓厚,致使“泰山文人”快速崛起.对泰山的推崇和践行古人泰山情怀的做法,使金朝文人对泰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叶适《宿觉庵记》解读

叶适,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其早年即接触佛教,中年读佛经千卷,对佛学造诣颇深,晚年出资重修温州佛教名山松台山寺院,游居其间,并作《宿觉庵记》,流露出他对待佛学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叶适认为佛学为“世外瑰奇之说”,与本朝治乱本不相关：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佛学造诣颇为自许,对学者学佛不得要领多有讥讽。     

中古“悼亡”诗论

中古妇女在家庭中的生存状况及其生活风度也有某种自信与潇洒,其恋爱婚姻生活是情深且又通脱;南朝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是对“情文”关系的讨论。上述二者构成中古“悼亡”诗的背景。潘岳“悼亡”强调妻子亡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江淹“悼亡”组诗有着各种角度的叙写与抒情;中古还有为他人而作的“悼亡”诗。中古“悼亡”诗的写作模式有三：诗作的哀痛之情在沉浸铺陈与抑制劝慰之间展开,与自然界的事物循环往复相比人生只有一次,诗人自我的孤独与悲伤。中古“悼亡”赋、文有叙事意味,夫妇双方都写到。思念诗作的叙写则从对方着笔。     

农家善恶义利观的素朴显现──张国宾杂剧的文化意蕴

张国宾是元代前期集作家与演员于一身的通俗文艺家。与大多数沉迹市井间的书会才人有所不同，他出生于乡村，熟悉农家生活，体察百姓疾苦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褒贬爱憎。尽管他后来进入都市，做了教坊艺人，以编演杂剧为生计，但依然保持着淳厚朴实的农家品格，与劳苦大众的命运息息相通。他常常按照农民的意愿编演杂剧，用劳苦大众的眼光观察社会，评判善恶是非，恪守孝义廉节、惜孤怜贫、疾恶扬善等传统道德立场，讴歌不甘贫贱的奋发进取精神，赞美乐善好施的侠义行为，憎恶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势利之徒，使其精心编排的杂剧更多地具有平民化色彩和浓郁醇厚的泥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