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贝瑞《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非洲形象与文化认同

美国非裔女剧作家洛琳·汉斯贝瑞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书写“黑色美国梦”的典型之作。除了刻画非裔美国人在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作者还对其应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种族和文化特性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具体的文本表现为非洲形象在主人公们确证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与之实践的文化认同。通过不断在文本中前景化非洲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景观，作者似乎想要提醒她的同胞们一个事实：非洲曾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文化之根的生发之地，一个人在尝试融入主流文化空间的同时也要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自信与种族尊严。对作品中非洲形象的关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葡萄干》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     

从《秋夜》寻求解读《野草》的途径

《野草》是鲁迅著作中最难懂的一部作品。文章从对意象的分析入手，即感性上认识、理性上把握，考察抒情主人公“我”的态度，顾及作者全人，探寻《秋夜》深刻的意蕴，寻求解读《野草》的途径。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论罗切斯特命运的《圣经》寓意

《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留给读者许多的悬念和神秘,根据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解读罗切斯特,人们自然会将他与伊甸园中的亚当、蛇、甚至魔鬼撒旦等形象联系起来,这正是《圣经》对作者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必然结果。罗切斯特的命运真正阐释了“犯罪——受罚——忏悔——救赎”的《圣经》模式。     

忧思和迷惘：《人的杂志》对精神家园的建构

在小说《人的杂志》中，张炜试图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这种渴望源自他的危机意识，既因为中年的“荒芜”，更因为社会的浑浊。然而他倾心守护的田园牧歌还是无法摆脱现实，终究是个“乌托邦”，而且在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作者充满了困惑，表现为主人公人格的矛盾性，也许淳朴、率真、健康的心性才是人类灵魂最终的栖息地，所谓“高原”实质上是一种精神高度。     

《哥儿》与《围城》主人公形象比较

《哥儿》与《围城》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哥儿和方鸿渐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性格和事业方面有着不少的相似,使其两个人物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通过这种同中有异的比较,从而更进一步体会这两个鲜活的主人公形象。     

试析《孙行者》中的阿新形象

阿新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孙行者》中的主人公。阿新这一反传统的华裔形象融合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特征，在确认自身的美国人身份时，他对美国主流社会对东方文化和东方人存在的偏见与排斥提出了质疑。但是，作者塑造阿新形象的意图不在于彰显中美文化间的对立与冲突，暴露矛盾进而解决矛盾，最终实现两种文化的史融与平等共处才是作者的愿望。     

试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为曹頫

畸笏叟在“脂批”中注明自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他用“辛酸之泪哭成此书”。畸笏叟就是曹頫。曹雪芹去世后，是他的父亲曹頫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与曹頫同时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明确指出，曹寅之子作了《红楼梦》。     

“情人”与“母亲”——《战地春梦》中凯瑟琳所充当的角色

海明威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他的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春梦》堪称世界文学史上描写战争与爱情的杰作．本文分析评论了《战地春梦》一书中主人公凯瑟琳在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男主人公弗莱德里克所充当的角色——情人与母亲．同时，也分析了她在充当这两种角色时所表现出的温柔、勇敢、坚强、乐观等性格特征．     

《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     

不言而言：《红高粱家族》中的莫言形象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一文认为,莫言在叙述中以自我感觉代替人物说话,作品缺乏思想。郭玉斌、孟祥中等予以了反驳。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文学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形象中包含作者对全民语和艺术现实的态度。通过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作者形象,发现小说通过鲜活的民间语言,不同叙述语层的交织和多样的评价视角,将余占鳌这样一个本属于历史边缘的人推向历史中心,成功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批判了不肖子孙“我”的“种”的退化,凸显了作者对历史及当下的深刻思考。概言之,莫言小说的思想隐藏在其独特的作者形象中。     

《金瓶梅》研究三议

本文就《金瓶梅》研究中的三个问题陈述己见。《金瓶梅》有其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井通过一批正面形象与非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写丑说”不全面。作者是位过来的醒世者，既有”寄意时俗”的入世一面．又有“无荣辱”的超逸的一面。考证作者有注意史料的同时，应从考察文本中的诸类历史现象入手，可能比单依凭传说有更切实的收效。     

悲喜之情终属谁？—对《岳阳楼记》览物之情的不同理解

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岳阳楼记》中的悲喜之情是迁客”、“骚人”的共同感受，实际上这是悲喜之情是专指“迁客”们的复杂心境，而与“骚人”并无关涉。传统观点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范仲淹的宦情及他与滕子京的特殊关系。     

爱的赞歌——《路得记》中爱的解读

从圣经文化的独特视角,对旧约圣经《路得记》记载的女主人公摩押女子路得这一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和解读,指出它内中所表达的婆媳之爱、恋人之爱及邻里之爱,决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之爱,而是博大利他的无私之爱,是一种跨越民族、宗教、血统或外貌的真正的人类大爱,这一不朽佳作所蕴含的一曲曲爱的赞歌,在构筑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连环计》杂剧与《连环记》传奇中貂蝉形象之比较

元杂剧《连环计》与明传奇《连环记》中所塑造的貂蝉形象,其性格特征及人生的价值取向都迥然有别。杂剧《连环计》中的貂蝉是一个以伦理道德禀赋为性格内核的受体形象,她所追求的是人生的情感价值取向;传奇《连环记》中的貂蝉形象则彰显出流溢着熠熠光彩的政治资质,她所追求的是人生的社会价值取向,其人格也得到了更具魅力的升值。貂蝉形象的异变,既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也裹挟着嬗变时代思想变革的新浪潮。     

海明威笔下之另类反英雄——评《白象似的群山》和《雨里的猫》中男性形象

通过对《白象似的群山》和《雨里的猫》中海明威笔下之男性形象及其表现手法的分析，表明正是此种“另类反英雄”与海明威笔下脍炙人口的“准则英雄”一道使海明威作品中的“反英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鲜明生动。     

《高唐赋》三解

宋玉《高唐赋》中的神女当是炎帝季女瑶姬，是作者创造的喻指贤能之士的艺术形象，并以此表白自己效忠楚王的态度。赋中的“云雨”是对神女美丽形象的动态描写，喻指作者宋玉的德才之美。后来的小说语言以及现代辞书的解释，不符合本义。《高唐赋》的主题没有“讽谏”的意思。“讽一劝百”是汉赋的特点，不能以汉赋来框套战国时期的作品。     

《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典故透视

“那一天他说起来吧”、“耶稣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摩西的手杖”、“可以说是去到了死荫的幽谷”、“我当时就知道他是我的喜悦我的救赎”……我只要一翻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会立即察觉到类似的《圣经》典故和故事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被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克林斯·布鲁克（CleanthBrooks）称为“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之一”②“的福克纳在其第一部成功之作《喧哗与骚动》中．大量运用这样的《圣经》典故和故事．试图沟通世俗生活与宗教神话传说．竭力把现实与历史对位，以冀“显现”③小说中人物复杂的性格和…     

红玫瑰花的绽放——《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女性的解放

《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以黑人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但莫里森同时也在这部作品中刻画了一组栩栩如生、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形象。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的黑人女性人物展开具体分析,剖析她们的人生,探讨她们的解放之路。     

《金瓶梅》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价值

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的美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金瓶梅》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颇具活力。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人物第一次走入长篇小说的艺术殿堂；他们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呈现出多变的形象；同时觉醒的女性有了合理的追求与欲望，开始了抗争。由人物形象剖析出作者的关学观：以丑为美，形象的市井化，关注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