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中科学史学家科恩提出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四个判据很有代表性,对判断科学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些判据不能解释曾发生的理论革命或较小的科学革命,使人们对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产生怀疑.文章通过对历史上关于科学革命研究的梳理与分析,重新界定了科学革命概念的内涵,审视了内外史解释的不足,分析了"科恩解释"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及语境转化模型,说明了此模型对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现实意义.     

现代地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理论

现代地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理论诸大建自从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以来，科学革命成为科学哲学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现代地学革命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解析何谓科学革命以及革命如何发生的工作案例。这固然因为它是现有科学革命模式较少涉及的物理学之外能在理论上激起...     

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论述科学革命的文章中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基础或框架,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急剧而根本的改造。我还通过历史上的几次科学革命的案例研究,概括出科学观念改造的几种方式:彻底取代,旧名新意,合理推广,辩证综合,包容蕴含,标新立异。近读语言哲学的有关文献和托马斯·库恩教授的近作,尤其是他三篇一组的Shearman纪念讲演,使我获益匪浅,启迪颇深。我觉得,从语言哲学这一新视角来观察,可以洞见科学革命的深层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内隐真相。进而言之,整个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起源的秘密也许就埋藏在语言之中。     

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的新关系模型

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对核心概念。与简单的对立观不同,本文认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互斥和对立,而是具有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种新的关系结构具有互补性、互助性和互融性,并且与新近弦论哲学界所聚焦的"对偶性"一脉相承。基于这种新理解,我们既可以厘清当代科学哲学的演化脉络,消除认识误解,又可以为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某些启示。     

科学革命中信仰的改变--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观

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是信仰上的改变。信仰改变跟“经验“与“体验”的比较密切相关。关注信仰改变，对科学革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定性与转换性相结合、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是具有科学价值的信仰改变的重要朝向。     

论"宁静"的科学革命

政治革命或是社会革命通常倚仗暴力活动，实现一种突发、剧烈的变革。科学革命则是对科学思想进行一些重大的重新组合，其内在动力发端于科学家的能动作用。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他革命的基本特质就在于科学认识、科学方法、科学心理的产生，而科学的认识、方法、心理被激发之动力源于科学家本人之心灵静思。宁静是沉思的前提条件。而在宁静中沉思乃是科学革命得以成功的必要夺件。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北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本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地教材,这教育革命启动了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与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从板块学说看科学革命的若干问题

科学革命问题,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较为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已据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几个著名的案例对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作了讨论。本文拟从地球科学领域最新的一次革命,即板块学说革命出发讨论几个值得继续探索的理论问题,以期对建立科学革命的一般图象提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鉴于板块学说的历史一般已为人们了解,故本文中这方面的叙述将尽可能缩减。1、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一些其它案例的研究已经指出科学革命虽然伴随着科学理论的进步,但它的实质不能归结为这方面的变革,而是更为重要的科学观念的变革。板块学说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现代地学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不是因为板块构造理论简单地代替了以前的地球构造理论,而是因为以板块构造理论所代表的新的活动论地球观(或地     

现代物理学革命:科学与哲学的激荡

现代物理学革命是哲人科学家的科学与哲学相互激荡的结果。一方面,哲人科学家的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层面上推动了物理学的范式转变。另一方面,现代物理学革命将哲学置于同时代的科学与思想的最高峰,确保哲学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充分发挥助产士的作用,从而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新哲学范式。通过借鉴哲人科学家的经验,将为科学与哲学的积极互动开辟出一条颇具前景的康庄大道。     

科学革命的本质:科恩与库恩的比较

库恩与科恩都分析了科学中的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肯定了科学革命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两人在对科学革命本质的理解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库恩着重剖析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将科学革命的发生归缘于科学中的危机,并以范式是否转换来判别科学革命是否发生;科恩则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革命,认为引发科学革命的因素是多样的,而对科学革命的检验必须以历史证据为依据,并因此提出了四项检验标准。库恩和科恩的科学革命观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革命的本质,对反思科学探索活动也有较大的启示。     

论科学中的数学观念革命--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观

科学革命是对科学思想进行一些重大的重新组合,观念转变的学说是革命过程的数学是表述科学的最高形式.数学化和达尔文式的非数学化、几率思想、工具互补等这些数学观念的突破,是科学革命中深层的革命.     

Einstein's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demonstratethat Special Relativity and the Early Quantum Theory were created within the same programme of statisticalmechanics, thermodynamics and maxwellianelectrodynamics reconciliation. I shall try to explainwhy classical mechanics and classicalelectrodynamics were ``refuted' almost simultaneouslyor, in more suitable terms for the present congress,why did the quantum revolution and the relativisticone both took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century. I shall argue that the quantum andrelativistic revolutions were simultaneous since theyhad a common origin -- the clash between the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century that constituted the ``body' of ClassicalPhysics. The revolution's most dramatic pointwas Einstein's 1905 photon paper that laid thefoundations of both Special Relativity and OldQuantum Theory. Hence the dialectic of the oldtheories is crucial for theory change. Modern physicsbegan with Einstein's reconciliation ofelectrodynamics, mechanics and thermodynamics in 1905and his unific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andNewtonian Theory of Gravity. Or, in a more generalsocial context: progressive scientific change can bedescribed not in Weberian terms of zweckrationalaction forcing out all the other forms of action onlybut in terms of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encoura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between the various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lso.Einstein's programme constituted a progressive stepwith respect to its rivals not because it couldexplain more ``facts' or was more ``mathematical'. Itwas better than its rivals because it constituted abasi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three main paradigms of 19-th century physics. Ofcourse in the long run it resulted in empiricalsuccesses.     

应用科学与应用科学革命

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基础科学革命”;应用科学对于科学、应用科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像是个婢女,处于从属的、被掩盖的和被漠视的地位;这实际上为近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脱节,以及为基础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埋下了隐患。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排列表明,历次应用科学革命之后实际上都发生过应用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因而导致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只是由于“婢女”被漠视,才使人感到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好像断了线。文章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历史事实,加以排列,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考虑,都应该将这个空缺补上。为此,提出了应用科学革命与基础科学革命的区别、应用科学革命的必要性、应用科学革命的范式结构和历史分期。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过去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世界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经常是由应用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引起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产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变革的产物。     

理解达尔文革命

半个世纪以来,达尔文革命一直是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通过分析关于达尔文革命研究的三部风格迥异、结论相左的专著及其评论,描绘出不同版本的达尔文革命画面.这将有助于人们认识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发展和被接受的艰难历程,以及非达尔文思想在达尔文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深刻理解达尔文思想的革命性以及达尔文革命的曲折过程.同时,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达尔文革命史研究的基本趋向,即,从重视达尔文个人的思想发展及其影响,到考察达尔文时代英国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和贡献,再到关注非达尔文思想在迭尔文革命中的作用.     

"非达尔文革命"与"进步"的观念

通过“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表明,以“发育”模型为基础的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进步”的观念是这种“非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线索,《物种起源》的出版并没有阻断这个发展过程。由此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的连续性。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科学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及其意义

萨顿首倡的科学人文主义,在西方各个领域得到重视和发展,在中国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快速演进,其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继承弘扬了萨顿的核心思想,既克服了科学主义的缺点,又超越了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狭隘性。具有开放性、人本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而是“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它对指导未来中国社会实践,对促进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众评议"之于科学研究的功能

近年来,公众对于科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评议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新的评议方式,“公众评议”不仅有利于监督科学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澄清科学研究的“事实”;“公众评议”还有益于改进科学研究的“治理机制”。“公众评议”并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甚至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总体上看,它对于促进转型期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等科研评审机制的完善以及增强科学研究领域的“自主性”等都能起到积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