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伦理学的道德方法论启示探析

信息技术领域出现了反思转向,与之相对应,在道德哲学领域出现了实践转向。无论是一般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就道德方法论而言主要有对立的两派,一派是道德一般论者,一派是道德特殊论者。道德一般论者提出的工程模式倡导理论立场,而道德特殊论者则反对这样的立场。这两种立场都是比较极端的。广泛反思平衡方法是第三种道德方法论。它既可以克服一般主义工程模式的缺陷,也可以弥补特殊主义和反理论的不足,这正是其平衡一词体现出来的内在哲学意蕴。在从事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中,计算机伦理学家或是道德哲学家们也要贯彻广泛反思平衡这一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获得真正的辩护。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难题,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我们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事实性道德难题、规范性道德难题和元伦理难题.环境伦理学存在着上述三个层面的道德难题,元伦理难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难题.环境伦理学的元伦理难题主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价值"的定义难题,基本范畴"自然权利"的定义难题以及如何确证从"内在价值"推出环境伦理的有效性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的伦理学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动物权利如何应对捕食问题？

动物权利的道德实践必须回答“捕食问题”，即，是否应该干涉自然界中的捕食甚至灭绝食肉动物。本文剖析了汤姆·里根关于此实践困境的立场（即，不干涉自然）的三种辩护，即：（1）非人动物作为道德受体免于责罚；（2）保护人类免于被食肉动物攻击是一种特殊情形；（3）不干涉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对动物自身能力的敬重。但是，分析表明，这三种辩护都与动物权利自身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相矛盾。进而，本文展示了权利论面对该实践困境的可能的有效辩护：一方面，灭绝食肉动物的实践是以一种“剥夺”的伤害替换“侵害”的伤害，因而不具有应然性；另一方面，“生命价值”的阐明也为保护人类免受食肉动物攻击提供了合理的辩护。     

论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早期的环境伦理学以现代规则伦理学为理论资源,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为自然的道德地位极力辩护。这种以规则伦理为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以自然的固有价值或自然的权利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证,加上规则伦理学本身的"等级式"和"整全式"的理论结构特征,使得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的环境伦理学走入了发展的困境。完整的环境伦理学应当包含环境规则伦理学和环境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形态。     

虚拟现实技术对元伦理学困难的克服——以格林式实验伦理学为例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虽能回应"进化揭穿论证"对道德实在论立场的挑战,但实验中采用的问卷调查法会引发不保真、错误响应与延后性困难。如果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克服这些困难,那么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将能更好地回应"进化揭穿论证"对道德实在论立场的挑战。     

辩护与确证:证据问题研究

证据问题研究是当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将证据问题作为关注焦点和研究核心,首先分析了证据概念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认识论中的证据研究,特别是经验作为证据与辩护的关系,分别讨论了基础主义、融贯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其次,分析了科学哲学中的证据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了证据在贝叶斯理论、概率理论和悖论问题中发挥的确证作用。最后揭示了证据研究之于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的意义,阐明了证据研究的理论价值。     

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伦理辩护

自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开始关注农场动物的福利状况和讨论动物权利开始,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成为西方生命伦理探讨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深生态哲学作为三种最有影响力的伦理观点虽然在辩护对象、伦理学基础和现实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却有着共同的终极理论指向,那就是给予动物和各类自然生命以不同程度的道德关注,构建人类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道德哲学。     

从自然主义谬误到反自然主义谬误——兼论进化伦理学之困境

在休谟"应—是"问题的启发下,摩尔首创"自然主义谬误"术语,旨在反道德自然主义进路。在此基础上,弗兰克纳进一步区分了"逻辑谬误"和"定义谬误"。摩尔认为形而上学的谬误也是自然主义谬误的诱因,只是他将"善"的自然主义谬误延伸到形而上学的范畴,进而引发伦理学的宗教教权唯一性的争论,对此古尔德通过宗教和科学的权二分观点予以回应,但遭到进化伦理学者的反对,进而出现反自然主义谬误思潮,试图为进化伦理学辩护,但进化论在解释道德进化上仍显不足。     

无证据的知识是可能的吗——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证据激活方案

证据主义是知识论的正统观念,即证据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这一阵营常常受到无证据知识说的攻击,如以无梦睡眠状态等场景下的主体知识状态作为“无证据的知识”反例,主张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主体的知识是可能的。证据主义阵营的传统的应对方案是搜寻证据,但在无梦睡眠案例中,这一路线的回忆倾向说无法有效地为证据主义提供辩护。基于认知心理学“激活”的概念,新的证据激活方案为无梦睡眠状态下的主体知识提供了激活的精神状态以为证据。按照这一方案,可以坚守证据主义的立场,有希望驳倒无证据的知识说。     

神经伦理学视角下的道德判断

根据J.格林尼的神经伦理学研究,J.海特建议,在道德研究中,休谟的道德直觉主义是比康德的理性主义更好的选择。格林尼对道德判断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指出,道德判断更多是感情和直觉影响,而非理性推理的结果。格林尼与海特的结论并不正确,关键在于他们没有看到,道德判断涉及到一套复杂的适应机制,其中感情和直觉虽然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却并没有决定道德本身。     

一个灵长类动物学家与康德主义者的对话——对人类道德独特性的反思

灵长类动物学家德·瓦尔和康德主义哲学家科斯嘉德之间的一场争论表明试图论证强调人类道德具有进化论的根基并不必然破坏道德的独特性。进而，被科斯嘉德认为是规范性的主要源泉的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也可以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找到某些起源。认知性的移情以及其他个体间的能力是自我反恩的基础。但是，在动物世界中找到人类道德的构成性要素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应该被生物学化；相反，道德的“突现”特征要求我们对人类的整个道德系统在其不同的层次上从不同的分析模型出发来进行研究。     

西方生态伦理学“生命共同体”的逻辑与超越

现代西方伦理学、社会学都从各自理论视角出发对传统的"共同体"进行了满怀追忆色彩的回访,由此构成了"生命共同体"生成的逻辑起点。整体主义站在"整体优先于个体"的立场上对个体主义进行了嘲讽,而个体主义则从"个体的固有价值"视角进行了反击,二者的论争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发展的逻辑主线。从整体与个体相融合的视角出发,引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范式,消除分歧,整合思想;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出发,消除困境,开展行动,是超越西方生态伦理学"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可行路径。     

如何理解证据主义

证据主义是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是当前讨论知识与确证难题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证据主义,就是信念的确证是由认识者有关该信念的证据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一种为内在主义进行辩护的证据主义理论,其提出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确证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其自身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困境。本论文从证据、拥有证据和证据支持这三个概念对证据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构,同时从被遗忘的证据、概率证据以及实用主义三个方面对证据主义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对于证据主义理论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德伦理视角的科技伦理研究转向

以规范伦理学为基础的科技伦理研究,体现的是对科技活动目的性行动和后果的控制,强调的是所有科学人必须遵守底线道德,实质上走入了法律的范畴。从规范伦理向美德伦理的科技伦理研究转向,主张确立科技伦理的德性伦理基础,彰显科学共同体的人文价值,肯定科学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善的道德反应与道德自觉。     

普兰丁格对邦杰整体联贯主义的批判

"辩护"在传统知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以邦杰为代表的整体联贯主义者认为,一个信念的辩护取决于它所在的整个信念体系的联贯。而普兰丁格则认为,整体联贯主义必须预设元信念的辩护,即"元辩护"问题,故而是不能接受的。为此,普兰丁格从认知原则、义务论立场和元辩护问题等多个方面对邦杰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力主用"保证"来代替"辩护"。通过这场争辩,我们可以对知识论中的"辩护困境"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什么是应用伦理学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分支领域里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理论支持.应用伦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     

神经伦理学研究的进展

神经伦理学自2002年诞生以来已得到了很大发展.它立足于神经生物学,对传统伦理学的人性、道德判断、自由意志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因其强烈的自然化倾向而对传统伦理学的学科基础、伦理规范及其来源、乃至对其它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学科都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生命中心论的人与自然的平衡

面对人与自然的各自"利益"的冲突,环境伦理学必须给出兼具道德性与可行性的实践原则,亦即回答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诸环境伦理学中,作为道义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最为"彻底的"伦理学。这种"彻底性"也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道德主体之可能性的困惑。对生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保罗·泰勒的实践优先级体系的分析肯定了这种"彻底的"环境伦理学之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对具体实践原则的进一步剖析展示了泰勒思想的内部张力、与生态中心论的异同,以及可优化的方面。以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为背景,这种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可能的阐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当代伦理学视野下生理-物理层面的“是”与道德“应当”

道德的"是"与"应当",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现代伦理学由传统道德心理学的行为-表现层面深入到道德主体大脑的生理-物理层面来研究人类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实际运行状况,即道德的"是"。这一方法实际是在"外部的"行为-表现和"后台的"生理-物理活动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它除了对道德思维的事实作出生理-物理层面的说明之外,并不能探讨道德应当问题。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休谟关于不能从道德的"是"推出道德的"应当"的观点。与之相对照,传统伦理学中的"整体视角"应该是我们研究道德应当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环境伦理的三层境界

“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辩,存在共同的前提性错误:将不同逻辑层面上的问题置于同一层面,试图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环境伦理学要走出这一话语圈套,向前推进,需要区分三层境界:朴素的人类中心论、无立场的众生平等论、既人类立场又超人类立场的众生和谐论。环境伦理学根本问题是要在人类立场与超越人类立场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