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发迹史

民国一代,陈诚是一位值得重视、值得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他从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以来,大革命时期,以英勇善战而崭露头角;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崛起为军界强人,陈诚军事集团旋成为蒋介石赖以维护统治的军事支柱;抗日战争时期,参预和领导了驰名中外的“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在正面抗战的战场上,陈诚为抗战事业,写下了威武雄壮的一页。周恩来曾对名记者斯诺说过,在国民党营垒中,陈诚是位“比较高明的战术家”,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浅谈《三国演义》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历史小说一方面要受到真实的历史材料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创造高度的艺术真实。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主要采用对历史材料进行提炼加工、合理移植、创造性想象等几种方法,把历史人物成功地转变为艺术形象。简言之,作家必须依据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一原则对历史事实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战争,这其中也包含国民党的一份历史功绩,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它使当时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而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发生的“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是有密切关系的。“两广事变”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实现了“两广事变”反对内战,进行抗日的目的。在今年全国将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对我们广西人民来说,回顾一下“两广事变”的历史,探讨一下“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与广西历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当前正在推动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现实意义。     

《华威先生》再解读

《华威先生》一直被作为暴露抗战初期国民党文化官僚的作品看待。时过境迁之后,把这部作品放在作家本人的系列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华威先生》还饮食了国民性批判的意味。     

试论抗战中的桂南会战

1939年10月的桂南大会战,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广西境内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会战,特别是其中的昆仑关大战,其规模之浩大,战斗之惨烈和战果之卓著,在国民党抗战史上,乃至整个抗战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曾参加并指挥过此战役的郑洞(原第五军副军长)说,它是“自抗战以来,我亲历的最为出色的一次攻坚战和歼灭战”,是“大振国威的歼灭战。”本文试就此战役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略论新桂系对抗日战争的态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在抗战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抗击和消耗了日伪的大量兵力,成为抗日战场的重要支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各个地方实力派,     

从斯多克芒到魏连殳:迷途同归的“精神反叛”者

斯多芒和魏连殳分别是易卜生和鲁迅笔下的人物,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却都以极强的“精神反叛”气度示人,是为自由、真理而战的斗士,最后不约而同地遭遇了失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两位主人公及两部作品,剖析不同社会文化与时代背景下、不同作家塑造的人物反抗失败的原因,并进一步对比两位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个性,以揭示人物塑造同中含异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必然。     

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国统区的经济走向崩溃

抗战结束后,国统区的经济本可比较顺利地发展,正如钱昌照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上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抗战胜利后是国统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国内战争,…….假如币值稳定,经济繁荣”那将是国统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在抗战胜利前夕“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国统区的财政金融、民族工商业、农村经济日趋破产,这是国民党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结果.导致     

中国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藏族聚居区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新闻传播也成为抗战的一“个方面军”。文章试图从“藏族聚居区与中国抗战”“和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两个层面,解析抗战时期“边区(”藏民族聚居区)抗战情势和新闻传播状况,并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上的特殊位置。     

抗战武汉与抗战文学

作为1938年中国抗战的临时首都,武汉荟萃了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大批文化人士,抗战文学得以在此蓬勃兴起。作为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重要工具,抗战文学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实践服务着民众,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质。     

两朵各呈异姿的玫瑰

张天翼同志的《毕威先生》(以下简称《华威》)和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以下简称《茶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名篇,讽刺艺术的杰作。作品以犀利幽默的笔触,从两个不同的地域——一是城市,一是农村,以两个性质一样而形式不同的题材——一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活动,一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情况,描绘出一幅国统区“抗日分子”的     

浅谈《芙蓉镇》中秦书田的形象塑造

《芙蓉镇》是一部反映我国湘南山镇社会风情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奇妙地把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飚巨澜糅合起来,熔于一炉,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千奇百怪的世相,唱出了一曲严酷的乡村牧歌。作品对极“左”路线的抨击,对历史过往生活的反思,对人们命运的慨叹,都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来反映的。作家通过描写生活在芙蓉镇的一群人物的命运,通过表现这些人物之间     

从斯多克芒到魏连殳：迷途同归的“精神反叛”者

斯多芒和魏连殳分别是易卜生和鲁迅笔下的人物，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却都以极强的“精神反叛”气度示人．是为自由、真理而战的斗士，最后不约而同地遭遇了失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两位主人公及两部作品，剖析不同社会文化与时代背景下、不同作家塑造的人物反抗失败的原因，并进一步对比两位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个性，以揭示人物塑造同中含异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必然。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孙平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背叛革命，邓演达面对这一急变，写了《告别国民党的同志们》等文章，义正辞严地谴责蒋汪...     

欢迎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共产党人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和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具体办法,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在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天津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了国民党,许多党、团员并担任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领导工作。     

简论初期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与作用

国民参政会产生的历史动因是外敌入侵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发展民主、团结抗战的强大要求。初期国民参政会是准民意性质的机关,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鼓舞全民族团结抗战、发展抗日民主。其先天不足与国民党的政党理念密切联系。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派系问题及其启示

抗战爆发后,面对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内的派系出现了整合与分化,展现了其独特的一面。抗战军兴,各派系都暂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集中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叛与对抗渐趋销声匿迹。然而,许多派系也在抗战中产生、壮大、消亡。三青团的成立,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又延伸到三青团之中。蒋经国"新太子系"在抗战中,由于其父的大力支持,在国民党内诸派系中迅速崛起,并逐渐力压其他派系。了解这段时期国民党派系的种种特征,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     

论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

从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也由于国共两党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纲领和政策，抗战开始不久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军队所承担的正面国民党战场．本文就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认识．一、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抗战初期，通常指1937年7月7口羊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这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了较积极的…     

论持久战:毛泽东国情论的历史和未来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思想与中共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有本质区别。毛泽东立足20世纪30年代的世情、国情,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出了持久抗战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根本原因之所在。持久抗战思想中蕴涵了毛泽东系统科学而又深邃宏博的国情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具有恒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