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慈善精神滞后的伦理思考

当代中国慈善需求日益凸显,慈善能力日益增强,但公民慈善意识仍然有待培育。本文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中国慈善精神滞后的内在因素。"爱有差等"的宗族伦理、宗法血缘的财富伦理、儒表法里的政治伦理、社会信用的缺失是构建中国慈善精神的文化思想障碍,需予以破除。     

论西汉法律中的宗法伦理原则

宗法伦理原则是在血缘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西汉统治者将其运用于刑法之中,形成了亲亲得相首匿、维护父权夫权、严惩乱伦行为以及维护“孝”伦理价值的法律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在汉律中的运用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被其以后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视为法律圭臬而加以继承。     

试论孝道观念的产生及伦理政治化

孝道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进程中一个共有的文化现象，由于中国私有制不发达，在进入文明社会时走的是“家”“国”合一的“维新道路”，逐步确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度，孝道就是基于此而得以发展，既要“事死”也要“事生”，并且服务于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逐步伦理政治化了。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性之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是指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它具有伦理至上的根本属性。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引礼入法、礼法融合的过程实现了法律伦理性的形成,使宗法血缘的人伦道德内化在中国传统法律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支配着它的发展和变化。文章概述了中国传统法律及其伦理性的内涵和特点,详细阐述了中国法律传统伦理性的形成过程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及在家庭/家族与社会领域中的表现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性的成因。     

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基本驱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普通百姓的思想观念较之改革开放前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完备的专制极权政治结构基础上的臣民文化,凭借其特有的封建伦理政治社会化机制,影响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根深蒂固于一些普通百姓的心理意识中,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障碍。中国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来研究未来的出路。     

试析孔子之仁

仁,人们一般认为仁者爱人,也就是关爱世人。仁者爱人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否矛盾?两者不矛盾,原因要从礼说起。按照周礼,在西周宗法制社会中人分为王、卿、大夫、士(旧士)、庶人和奴隶等等级,个人受到宗法关系的严格束缚,成为宗法组织的一个零件,因此没有个体独立存在     

先秦中国政治伦理的深层思想进路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一个历史悠久、恢宏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先秦时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基本因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传承数千年,从夏商时代的神主人辅型政治伦理到西周时代的神人并重型政治伦理,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主神辅型政治伦理,正好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透过这一精神历程,隐约可见中华民族蹒跚学步阶段其政治伦理发展的内在轨迹。     

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的新诠释——《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评介

伦理与制度的互相整合,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极其突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期,是伦理与制度稳定的互动关系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刘厚琴的新著《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增修而成的。全书27万余字,分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该书以儒学被定为一尊后汉代社会中伦理与制度的种种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伦理与汉代制度关系这一课题作了一次新的考察,尤其是对于汉代伦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对伦理的反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阐释。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通观该书,主要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研究旨趣新颖和体例系统清晰。伦理、制度的内涵相当丰富,其整合互动关系也是多方面的,该书选取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与汉代政治制度的整合互动关系进行动态研究。以往学术界对汉代伦理与法制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孝伦理对立法的影响及其引经决狱司法实践上,而对宗法伦理与法制整合的复杂关系鲜有系统地探讨。孝忠伦理制度化之社会实践对孝忠伦理的反作用问题则被学术界忽视。该书正文分上下篇,上篇“伦理对汉代制度的影响”,分伦理与汉代法制、汉...     

春秋时代用亲用贤考

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延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宗法政治伦理观念仍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权力世袭也仍然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春秋时代是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春秋早中期已有用贤使能的现象与观念出现,其中以晋国最为典型。弃亲用羁是用贤使能的早期表现形式,是贵族政治与贤能政治的混合体,体现了用亲与用贤的尖锐矛盾。至春秋晚期,用贤使能的政治伦理观念已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了。     

《赵氏孤儿》和《奥瑞斯提亚》之比较——浅析中西复仇悲剧差异及其成因

中西方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迥异的文化，《赵氏孤儿》和《奥瑞斯提亚》分别是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描写血亲复仇的悲剧故事。比较这两个悲剧故事，可以看到它们在情节的表现、人物的刻画以及在丈中所宣扬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导致这些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是两部作品分别生长在中国伦理型社会和西方宗法型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土壤中。通过对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阐释产生差异性的原因。     

个性逃离与宿命回归——从女权主义者莫拉格谈起

运用阿德勒个体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对《占卜者》中主人公莫拉格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莫拉格两次逃离又回归男权中心社会的举动缘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因素。如不能跳出两性二元对立的认识定势，女权主义者就无法摆脱对男权社会“逃离-回归”的循环困境。巴特勒关于建立超二元对立两性关系的设想对女权主义者摆脱这种困境指明了方向。     

“我者”与“他者”——对《佛洛斯河磨房》女主人公玛姬的解读

女性是被男权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他者”。作为失语的“他者”,女性寻求真我成长的过程注定是辗转曲折的。而男权社会强大的话语权消解了女性追求自我的努力。女性的成长实际上是主流社会对其收煽的过程。从“我者”与“他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佛洛斯河磨房》中女主人公玛姬在父权社会中寻找身份之旅失败的强大社会根源：在父权社会语境中．玛姬是被“他者化”了的客体,注定无法实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回归自然才是女性自我的真正归属。     

“情理精神”视阈下的中国文化——从中国伦理的“情”与“理”角度分析

血缘关系,是氏族组织的最大财富,是连接原始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文化沿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将其改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情理精神宗法制,即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国文化用情凝合大家,再用理建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情理文化。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爱的讽刺——评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指出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往往打着爱的旗号压迫女性,剥夺女性的话语权,使女性处于无名的地位、无声的状态,揭露了父权制意识形态所标榜的"爱"的虚伪性与残酷性。     

宗法颠覆论纲——传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宗法制在中国盛行数千年,宗法思想则影响至今。传播媒介在宗法社会演变中一直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被纳入西方现代化进程以后,传媒潜在地扮演了颠覆宗法社会的角色。     

民族与国民——简述杨度的民族观

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杨度始终认为民族思想、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他主张在中国塑造具有一体化特征的现代国民,进而建立五族合一的民族国家。     

中国社会的父权家庭与权威人格

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对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人格结构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宗法制父权是塑造传统人格结构的主要文化制度形式。宗法制父权家庭塑造了传统社会基本人格结构———权威人格。     

禹娶“涂山氏”考论

禹与涂山女的传说,是我国历史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前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真实写照。禹与涂山女的婚配,并非只是男女间的个体结合,他们代表了两个互为婚姻的氏族共同体,这也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与南方各部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     

孙悟空自称“外公”的民俗学解析

《西游记》艺术地再现了明朝社会生活现实,父系家长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必然会投影到小说中。孙悟空偏爱以具有母权遗留的“外公”而非代表父权的“爷爷”作为自称。孙悟空的艺术形象秉承“知母不知父”神话。母系、父系两种社会家族家长制的影响,“舅权”产生、发展特点以及吴承恩特殊的生活经历,可以阐释“孙外公”的存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