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区域的盐井与南诏大理文化

洱海区域的盐井发现和开发与南诏大理文化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盐在南诏和大理国的民族、地方政权形成过程中,在历代王权的转移、政权的更替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食盐的控制是南诏之所以能够把分散的各族各地捏拢在一起的经济和文化纽带。洱海区域的盐井文化是诠释南诏大理文化的独特路径之一。     

白族名家大姓与滇西盐井开发

明清时期,白族名家大姓在滇西盐井区域的开发中,促进了人口、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过程的整合与变化,使偏于滇西一隅的白族盐井地区民族社会进入了"略与中夏同"发展层面,为祖国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认同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诺邓千年白族村的开发与保护

诺邓村是唐代南诏时期遗留的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邑,被誉为"千年白族村",村中保留着上百院的明、清两朝古代居民建筑及古盐井、盐局、盐课提举司衙门旧址和文庙、武庙、龙王庙、棂星门、玉皇阁等历史文化景观.近几年来,随着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和旅游经济强省建设的推动,诺邓村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和文化界旅游界新闻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

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洱海区域的原始文化探析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早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洱海地区就有人生息、繁衍,而见文献记载较早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比起早期活动于洱海区域的先民来说已晚了上千年,仅仅依据司马迁之书来探讨洱海区域的原始文化是不够的,本文是借助洱海区域发掘的多处遗址加之其它有关文献来探讨洱海区域的原始文化。     

盐井与卤龙王:诺邓盐井的技术知识与民间信仰

定点研究的云南省云龙县诺邓村盐井生产已经传承了1200多年,作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对诺邓盐井的技术知识及其相关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描述,认为诺邓"井地"关于盐井的技术知识、盐井生产仪式和卤龙王的信仰组成了当地的完整的民间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不可分割的.在井盐生产实践中,交织着卤龙王和水龙王等信仰层面的东西;信仰和仪式中又积淀了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科学知识.     

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概述了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与类型、文化特征及文化渊源,证实了该区域新石器文化是在古人类文化的基础上而产生,并不断地汲取其它文化因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区域地方性新石器文化.     

洱海区域汉晋砖室墓葬及族属考述

砖室墓葬是洱海区域汉晋时期唯一可见的墓葬形式,它是以烧制砖块作为筑墓材料的古墓葬,这种特殊的古墓葬构造形制、出土器物及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表明汉晋砖室墓主的族属就是汉晋时期中原内地通过各种途径移居并落藉到该区域的汉民族和他们的后裔及本地民族上层人物,他们创造的砖室墓文化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从实用到理念:新中国民族平等、凝聚向心的民族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在国际社会的民族政策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下,各民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民族文化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实用价值.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民族文化纳入"中华文化"概念框架中,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在新中国7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实现了从"实用"到"理念"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升华,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理政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影视人类学与瑶学研究——有关瑶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探讨

如何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与创建现代民族新文化的双重使命中,拓展与升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文章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瑶学研究的和谐结合与互动,可望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深入探讨,有所启迪和裨益.     

论汝颍文化

汝南和颍川在先秦时本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然而,随着战国以后各地交往的密切以及国家的最终统一,两个地区在文化上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并进而形成了一种兼得多种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汝颍文化。汝颍文化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发扬光大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Body weights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 body weights of 26,954 Han Chinese adults in 67 areas （16,503 in rural areas and 10,451 in urban areas） across China were measured from 2009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China, the three areas （north China, northeast China, and Jianghuai Plain） were with the greatest body weight. Northwest Hart Chinese populations were heavier. Southwestern dialect groups were at the middle level and lighter than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but were heavier among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hinese Han who located in areas of Hangjiahu were the general level, and similar to south- western dialect groups. The mean values of body weight in Hunan Han and Fujian Han were greater than other Han groups in southern China. Gan dialect groups and Can- tonese dialect groups showed the minimum body weight value in all Chinese Han groups. Besides, the mean body weight of Hakka was heavier than Gan dialect groups and Cantonese dialect groups which were adjacent to Hakka. Body weight in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height, bone diameter, subcutaneous fat on the limbs and trunk,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abdomen circumference.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northern Han men were heavier than southern Hart men, because the former were taller and had a larger waist circumference as well as thicker subcutaneous fat on their backs. Among women, height, bone diameter of the upper limbs, chest and abdomen circumferences, and sub- cutaneous fat on the limbs and trunks of northern Hart exceeded those of rural southern Han. Consequently, body weight values of northern Han wome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outhern Han women. While a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se values was fou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e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ccurr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omen. Body weight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in urban and rural men only in the case of minority groups. However,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age in the majority groups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women. The particular composition of genes involv     

秦汉盐政与三峡盐业综论

纵观秦汉时期440余年的盐政史，其盐业管理体制即在民营征税制与官营专卖制这两种体制上翻来覆去，在该段历史时期内，三峡地区的盐业已逐渐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较之先秦时代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基于GIS和空间统计的民族混居地区居民点分布格局——以赣东北樟坪、太源畲族乡为例

民族混居地区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具有特殊的形态和主导因素.该文选取中国东南部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畲族作为研究对象,以赣东北樟坪、太源畲族乡为案例区域,利用GIS分析和空间统计方法定量化研究了该地区畲族和汉族居民点的地理分异特征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结果显示:汉族居民点海拔均值为396.6 m、畲族居民点海拔均值为472.2 m,畲族分布区域高于汉族,并且小于200 m的平原地区没有畲族居民点分布.距水源800 m范围内汉族居民点占71%、畲族占29%,畲族与汉族居民点在水源分异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汉族居民点更接近于水源.样方分析、最近邻指数分析的结果显示汉族和畲族居民点在空间分布格局上都是属于聚集状态,但畲族居民点的分布较汉族更为聚集; 汉族居民点的距离期望值为1 028 m,畲族居民点的距离期望值为808 m.Ripley’s K函数反映出畲族居民点在260～3 200 m尺度范围内呈聚集状态、汉族居民点在0～3 900 m尺度范围内为聚集状态; 这说明畲族的分布更为集中,在一定空间尺度下分布有更密集的居民点,但分布区域小于汉族.标准差椭圆的分析显示畲族中心位于全体中心点的东北、汉族中心位于全体中心点的西南; 畲族居民点的标准差椭圆面积为55.9 km²,汉族居民点的标准差椭圆面积为100.9 km².核密度估计显示畲族有2个主要的聚集区域,居民点密度为1.25 个·km^-2; 汉族居民点主要沿河流呈条带状展布,聚集区域的居民点密度为1.68 个·km^-2.     

论明清移民与文山地区的开发(1382-1840)

对今文山地区来说,移民活动的高潮是到了清代中叶特别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始出现,外地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府县治所及其周围、交通大道沿线集镇,少数民族则主要居住在广大的山区、半山区。与明代相比,文山地区在清代得到较大的开发,特别是玉米的传入并迅速成为山区的主要作物,促进了山区的农业开发。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积极倡导,特别是汉民的迁入并逐渐向其他民族聚居地区渗透、扩散,这些都对文山民族社会产生了渐进的影响,导致其社会逐渐发生缓慢的变迁。不过,由于移民的数量及其分布尚较为有限,民族地区的变迁是较为缓慢的,这也是今天部分民族村寨仍保存下来较多的民族传统习俗的基本原因。     

四川双河岩盐矿区钻探、物探综合研究

双河岩盐矿区的钻探工程发现,该区岩盐层厚度变化急剧,并且埋藏浅者厚度大,表明有沉积期后改造过程,或称“盐运动构造”。经大地电磁测深和高精度重力测量,进一步发现在岩盐层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泥辟构造”存在。重力异常还显示出岩盐层厚度向两侧根快变薄、尖灭的特点。文章综合钻探、物探研究成果,对岩盐层富集区进行了圈定。     

基于STR基因频率探究我国32个行政区域汉族亚群的遗传特征

探究我国不同行政区域汉族亚群间的分子遗传学关系一直是广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常应用于分子遗传学研究。综合采用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MCOA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我国32个行政区域汉族亚群的9个常见STR基因座(D8S1179、D21S11、D7S820、D3S1358、D13S317、vWA、D18S51、D5S818、FGA)的等位基因频率数据进行了系统计算分析,初步探究了我国汉族亚群间的分子遗传关系、空间分布特征及分布格局的成因。研究发现,以长江为界,汉族可清晰地划分为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两大群体。北方汉族群体中,山东、天津与其它汉族亚群的遗传距离较大;南方汉族群体中,香港、海南和广西汉族亚群亲缘关系密切,但与南方其它汉族亚群遗传距离较大。厦门汉族亚群与北方汉族亚群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近。主成分二维散点图从整体上体现出我国汉族亚群广分布、小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MCOA分析发现,形成我国汉族亚群目前分布格局的3个主要原因是:长江的地理隔离、历史上的洪涝灾害、战争或人祸引发的人口迁徙等。     

青藏高原城乡汉族学生体质状况分析

通过对青藏高原城镇、乡村学生之问体质状况的对比与分析，研究高原地区城镇与乡村学生体质状况，提高其健康水平．结果表明，乡村(男、女)学生身高均低于城镇(男、女)大学生，其他各项素质指标乡村(男、女)学生均好于城镇(男、女)学生．     

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之原因

十六国前赵和石勒初起兵时期汉族士族少有被重用者,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前赵和石勒前期统治者抱有很深的民族成见,不愿和汉族士族合作;二是汉族士族不愿出仕于少数民族政权;三是凉州张氏和辽西地区的慕容氏采取了优待汉族士人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批汉族士族。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述论

汉族不是文山地区的土著民族。清初改土归流前有少量移入,但相当一部分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文山。在与各民族的共同交流中,汉族移民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