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民族特征

西方社会以“法治文化”劝其主要特征，东方社会则以“政治文化”为特征，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尤其突出。这两种文化各有其优缺点。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性前提下，正视“政治文化”存在的缺陷，加强法制建设。     

空间批评和文化意义生成

“空间批评”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空间转向”背景下,以新的空间观念为前提,实现文学研究批判功能的一种新型批评形态。其在融合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三空间、文化身份认同和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文化理论。空间批评强调对丈学空间的文化解读,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文化政治的融合。其从后现代美学和文化角度阐述了文学批评的多维属性,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到了大众教育的时代，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之基础，必然需要对其知识系统和功能价值进行新的认定。文章对“文学”的概念进行反思，运用比较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表述对文学生态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共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引出与之相关当代社会文学生态的诸多话题，甚至为一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打通提供新思维和新理念。     

转型期文学"欲望化写作"根源与批判

“世俗化”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欲望化写作”盛行的总体社会文化根源。文学可以写“性”,但应该停留在“人性”、停留在“美”上。在极大地满足了物欲的需求之后,该怎样为人类继续保留和创建一方精神空问,抵制心灵物化,使人类幸免于物质环境下新的沉沦与麻木,挽救“人”于新的“非人”境遇,这是当下作家创作所面临的时代新课题,解决不好这样的课题,算不得真正的时代作家……     

开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新思路———评张伯存、卢衍鹏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二士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和变动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语境,文学也因此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求必须以新的范式和思路来进行研究。在政治方面,政治不再直接干预文学艺术领域,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影响,文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价值规律影响了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社会方面,     

《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

作为21世纪“底层文学”的开山之作,《那儿》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和主人公悲剧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示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历史感.“底层”这一措辞的变化往往将中国的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混淆起来.这一混淆不仅遮蔽了不同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及其实践,同时也带来了基本的和重要的革命话语和观念的边缘化.     

批评的转型：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

随着社会时代的飞速发展，当下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文本的研究，而是转向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研究，文化批评逐步取代了文学批评。这种转型是多种舍力的结果，表现了新语境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种批评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文学人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文化诗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移植等个案为例,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转向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

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这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历史过程。本文仅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为例,通过情景分析,深刻揭示中国当代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同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经历政治社会这一阶段时所留下的历史印迹,说明中国当代传媒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当代传媒至今也没有超越“党报时代”。     

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传统文化理念:崇尚功利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脉相传的一种文化理念。身处现代中华大地的中国作家们，在崇尚功利的文化语境中，不得不让文学与政治亲近，甚至让文学与政治联姻。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学与政治走向了一体化。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既是自发的，又是自觉的。     

世俗时代文学空间的再拓展——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

就中国的历史情境而言，与我们擦肩而过的20世纪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化浪潮跌宕起伏的时代，而这一历程的演变又显然集中在“城市”的地域空间和精神空间内完成。于是，对百年以降市民文化与文学之相互关联和流变轨迹的考察，便为我们洞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奥秘”提供了一种契机(或者说视角)；而且，置于文学的阈限之内，这种     

略论 20 世纪中国精英文学的两次转向

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或者说知识分子文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受时代及政治影响，提出了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大众学习，并对自身进行思想改造。一次发生在九十年代，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大潮中，大众文化以其消费性、娱乐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对精英文学造成了巨大影响。以时代为背景，比较大众化和大众文化这两次对精英文学的“纠偏”或“补充”过程，分析精英文学受到的“外力”因素，并在审美现代性的基础上，探讨精英文学重建以及健康发展的问题，具有十分重的意义。     

浅析翻译文化学派“文化转向”之贡献与不足

由翻译文化学派提出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在文化学派的推动下翻译研究逐渐被广泛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文化转向”这一思想过度强调了文本外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其研究重心从语言研究转移到文化研究上,这是其偏颇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其理论时应该对此加以注意。     

从文学到文化——詹姆逊的文化批评之路探寻

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出发，反对俄国形式主义一脉所谓“纯文学”批评；批评对象从文学文本日益拓展到广义的文化文本，最终走向了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日益兴起的背景下，詹姆逊从文学到文化的批评之路为众多纯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范例。     

多面相地展现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评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渐下移．从以前着重关注的上层社会、政治事件和精英文化转向关注下层社会、百姓生活和大众文化现象，即所谓的三大转折：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吴琦主编的《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视角。     

先秦礼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服饰的关系

中国古代“亚细亚”式的历史道路决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礼制模式、礼仪文化的形成。在殷周宗法制的背景下，礼制的完善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冠服制度的确立。基于《周礼》的早期冠服礼制体现了效法“天地之德”的伦理精神。“礼”文化在春秋后期的内在转向（从“礼仪”到“礼政”）进一步对古代服饰提出了“人伦之德”的德行要求。从而影响了古代服饰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一种思想道德的附庸，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从文弃文:另一种民间岗位的潜隐

沈从文建国后“弃文转行”,外部原因主要是他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民间价值立场与作为主流文化的左翼文化阵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内部原因主要是他自己无法解决“思”（文学的超政治、超党派、超商业的神圣与纯洁）与未来新时代所要求的“信”（文学的社会教化与政治宣传功能）之间的矛盾。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实际上另一种民间岗位的潜隐,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比较薄弱的文化领域,自觉与主流文学、与政治保持相对疏离的人生姿态,有意识地把自己“边缘化”,在寂寞澹泊之中保持了一份精神的自由与宁静,在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文化空间里彰显生命价值,再造生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