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的光辉思想——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怎么办?》,是俄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典范。它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写成的。动笔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完成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其间不到一百一十天。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俄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已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起的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里,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象已不能激发人们去斗争,而屠格涅夫等作家塑造的“新人”,又不能正确地反映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不能激励人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     

托尔斯泰艺术作品的革命属性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此,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的标准,这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断。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列宁把“艺术家”与“革命”联系起来考察,意在说明当时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是不能不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的。应该注意：这里的“革命”,是指革命生活,时代生活,有意义的时代生活,不单纯指政治,不单纯指无     

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这组形象的出现,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尴尬人──试析解放区文学知识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解放区文学对于知识女性形象的表现和塑造集中出现在朝年代初，作家主要有丁玲、莫耶、马加等。这一时期反映知识女性生活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对女性形象的创造却已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本文将在对解放区文学“尴尬人”系列知识女性形象全面考察基础上进行研究。《在医院中》是解放区文学描写知识女性的最著名的作品。小说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对于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压迫和伤害。《在医院中淘了一位叫陆萍的青年知识女性到一家医院工作，却发现医院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是那样恶劣，以致于她觉得自己渴求自由创造的生…     

五四运动前后的鲁迅——《鲁迅年谱稿》之五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伟大的十月(俄历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人民从克伦斯基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鲁迅后来说:“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6》,18页)。但是,他当时就热情歌颂这革命使我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356页)。 1917年,我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人民粉碎了张勋、康有为     

鲁迅与迦尔洵

鲁迅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在开始文学生涯之初,他就注目于俄国文学。他和周作人早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鲁迅译的3篇全是俄国作家的作品,包括迦尔洵的《四日》和安德烈耶夫的《谩》、《默》。而在他一生所有的译著中,苏俄文学的数量又居于首位,诚如作者1932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所说: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     

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这个词,首先出现于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里。小说的主人公巴扎罗夫,体现了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上出现的新人物一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某些典型特征:正直、热情、鄙视反动统治阶级、否定一切旧事物。屠格涅夫赞美这样的性格,但他还不完全理解当时的新人物,因此描写中带有片面性。他把巴扎罗夫叫作“虚无主义者”,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并不恰当的。     

列宁论现代派文学

二十世纪初,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有影响的大师们还在继续创作,但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思潮已是强弩之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虽已初步形成明确的纲领并已崭露头角,却还没有自己强大的作家队伍。因此,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未来派、象征派、表现派、至上派、立体派、构成派等便乘虚而入、风靡一时,尤其在青年中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俄国现代派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对革命风暴恐惧、颓唐的心理状态。俄国现代派在文学上影响最大     

如何理解“送儿还故乡”的“儿”字

对于《木兰诗》中“送儿还故乡”的“儿”字,有三种注解:一为“木兰自称”(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一为“女子自称之词”(见余冠英《乐府诗选》);一为“青年男女自称”(见《辞源》七四年版)。我们阅读时应照哪一种理解呢?我以为照第三种说法较妥。如果理解为“木兰自称”,很容易使人按常用义理解而产生疑问,因为木兰是以臣子身     

鲁迅研究二题

一、“很有些臭汗气”的文学《文学和出汗》(收入《而已集》)是鲁迅先生批判人性论的最早文章之一,它正式揭开了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对梁实秋之流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战斗的序幕。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这里,英国“很有些臭汗气”     

悲凉的挽歌,撼人的力量——评谢德林小说《戈罗夫略夫一家》兼谈曹雪芹《红楼梦》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文学史上继果戈理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庐那察尔斯基称他为“笑的大师”。他的作品,对沙皇俄国统治阶级极尽讽剌、挖苦、嘲笑之能事,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尤其是长篇小说《戈罗夫略夫一家》(1880),更以其风格冷峻“笑声”刺耳而别具一格。它与作家其他许多作品不同,与果戈理通过“含泪的微笑”达到讽刺,揭露目的的喜剧性作品《钦差大臣》、     

革命的身体体验和历史认知——王蒙《布礼》、《青春万岁》读解

革命政治运动与人这一主题,无疑是当代作家最显要的主题之一。探究革命政治运动这一“历史”对文学的塑造,触摸革命政治与人之间的复杂纠缠,避不开历史的大环境与作家的人生体验的交融。通过解读《布礼》、《青春万岁》,王蒙,这个在八十年代名震文坛的作家,便从历史轰轰烈烈的面幕下走出。     

茅盾与上游社

一九二六年底,茅盾由上海到当时革命中心的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育,后来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宣传工作,主编《汉口民国日报》。当时“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会员孙伏园也到了武汉,编辑《中央日报》的副刊。他们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介绍和评论一些专门性的问题,乃联合其他友人,发起组织“上游社”。“上游社”的社员除茅盾和孙伏园外,还有郭绍虞、吴文祺、陈石孚、顾仲起等共十人,其中一部分是原“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一部分是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也有个别人是当时北伐军中的青年政治工作人员。茅盾说,我们都是从下游(指     

突出地方特色 努力办好学报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为《沈阳大学学报》创刊题词中明确指出:“发展沈阳经济,办出地方特色。”著名文学史家唐弢也在题词中殷切期望:“刊物也象人一样,希望办得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特点。”那么,作为地方高等院校的《学报》,它的特点究竟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席勒的悲剧《强盗》

《强盗》是德国杰出诗人和戏剧家席勒(1759——1805)早期最成功的一部充满着反抗精神的剧本。在剧里,作者发出了“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的豪言壮语;大声高呼:“打倒暴虐者!”热情讴歌了“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它象一星火种,点燃了德国人民心中反抗暴政的革命激情;它象一股劲风,给那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飚突进”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德国文学批评家梅林赞扬说,《强盗》在人们心目中是“永受崇敬的”,是席勒“最具天才的一部作品”,而且是“德国戏剧的不朽财富”。 1 席勒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和最腐朽的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候争霸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俄罗斯文学中的反省意识和忏悔精神——从《罪与罚》说起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精神忏悔”现象,人总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因为恐惧而有心理痼疾,故此常显得卑微。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罪与罚》是代表作品。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宗教情怀;二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     

浅论邓演达民族的平民革命纲领

浅论邓演达民族的平民革命纲领骆顺森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与宋庆龄、陈友仁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莫斯科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他论著中，正式提出了既不同于法兰西大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     

寓天之大奇，言平凡之微妙——评金江寓言

自古至今,成功的小说家,诗人浩如繁星,而成功的寓言作家却屈指可数。郑振铎在1925年为他自己所译的《莱森寓言》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寓言是不很容易作的。自古代到现在,成功的寓言作家,屈指数来,不到十余人。”如今又过了近70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寓言文学绵延不绝,并时有高潮迭起,若论成功的寓言作家,除冯雪峰外,当首推金江。 金江自幼喜爱文学,阅读吸收了大量寓言精华。青年时又迷恋诗歌,1947年出版了诗集《生命的画册》,1950年出版长诗《黄河传》。解放后不久转向创作儿童文学,出版过8本童话集,随后,他几乎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从事寓言创作,至今年过古稀,仍痴情不改,用他自己的话说:“殉情寓言,至死不渝。” 金江对寓言的贡献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