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

在民国初期,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处于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在内地供职的佛教僧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重要桥梁和渠道。民国时期曾经在北京、南京供职并来往于拉萨与北京、南京之间的贡觉仲尼,是这些僧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和突出代表。在一些民国藏事档案中留下了一些关于他的活动的记载,解读这些档案,对于认识及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治藏军事制度的历史评价

清代治藏军事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和论述了清代关于历次对西藏的用兵、治藏军事制度的构成要素、发展阶段和特点、治藏的军事思想以及它的历史影响等问题。认为清代治藏军事是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重要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清代通过用兵西藏,维持了西藏地方安宁,加强边境巡防,抵御外敌入侵,巩固国防,捍卫祖国统一,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各民族心目中的威望,推进了西藏地方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相互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此次藏密的内陆传承虽然没有元、明、清时代帝王统治的大力护持,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社会影响更显著。文章从清末民初藏密在汉地传播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藏蒙汉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影响

藏传佛教文化渊源于汉地大乘佛教和南亚密教，在与土著本教几经较量后，形成独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文化。由于自身的生命力和历史的政治风云影响，藏传佛教文化北扩、南下、东返，藏蒙汉文化交流融合历经千余年，使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院所动态

首师大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成立1月4日,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在该校实验楼报告厅举行。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文儒,国家宗教局一司副司长王哲一,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吴长江等领导出席。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隶属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致力于汉藏佛教美术的研究,重点研究藏传佛教美术在我国内地的留存。研究所将与故宫博物院、法国国家科学院等单位合作,于2006年10月14～17日在北京召开“汉藏佛教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农产品加工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     

试论民国时期甘肃代表赴藏的缘由及其意义

1912年以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正常的态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政府解决西藏悬案,反对外国干涉内政。1919年8月,中央政府派出甘肃代表团赴藏联络感情。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内地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派团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代西藏城市与商业研究——兼论近代昌都城市发展与商业和商人资本结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藏地方政府对对外开放、内部革新、商人数量的增加和交换的需要,城市重新成为商业的基地,迎来了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昌都城成为西藏地方与内地以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也逐渐转变成近现代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城市。     

近代西藏城市与商业研究——兼论近代昌都城市发展与商业和商人资本结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藏地方政府对对外开放、内部革新、商人数量的增加和交换的需要,城市重新成为商业的基地,迎来了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昌都城成为西藏地方与内地以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也逐渐转变成近现代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城市。     

佛典汉译与藏译之比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是我国境内由于地域和文化特征不同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两种佛教文化,而佛经翻译乃是贯穿于我国佛教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途径和文化再生的重要表现和标志。通过汉藏佛教传入的源头、传入方式、佛经翻译年代、翻译理论的探讨和比较,即显示了汉藏佛经翻译的异同,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

拉萨聂塘寺于公元1055年由阿底峡尊者的亲传弟子嘎瓦.释迦旺丘主持修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寺内有诸多藏传佛教文物,其中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成为研究11世纪造像风格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对该寺的实地考察,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讨论了聂塘寺无量寿佛殿的泥塑群造像风格,认为该佛殿中塑造有藏、汉、印三种风格样式的泥塑,应该是自桑耶寺乌孜殿建造三种造像风格样式以来,三种风格样式集于一处的典型范例之一,更是这种建造习俗逐渐衰微的见证。     

民间的声音——民意机关“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考论

晚清至民国,西康地区成了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改土归流”、三次康藏冲突,达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等宗教势力,刘文辉、格桑泽仁的世俗力量都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西藏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学者也都给予了关注。而成立七年之久(1930—1937),影响较大的“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近代康藏之争中,各类民间组织“西康总商会”“西康国民协进会”“西康特区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以社团的方式关注西康的稳定和发展。民间人士以请愿团或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请愿、递交呈文、招待记者。民间社团、请愿团中的西康人士希望互递京康消息。由西康代表临时驻京,到“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成立,可见民间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互动。     

合法性机制：刘文辉治理康区之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刘文辉主政康区22年间,在来自中央政府、四川、西藏以及康区内部复杂的压力情势下,治理康区是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军扶政,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土司头人等,集中体现了路径依赖;全力促成建省,实施干部培训,发展经济和教育,进行制度创新。刘文辉治理康区之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是历史之延续与断裂在那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更是合法性机制的演绎。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佛教的兴盛及其原因

宋金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由于安多藏族本土从未遭受西藏灭佛运动的影响、广泛的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基础、藏传佛教信仰多神教徒不持戒的信仰方式,以及藏族蕃僧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及其特权、中原王朝利用蕃部佞佛而实施羁縻政策,导致了佛教的繁荣和兴盛。     

坚持政教分离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西藏的政教分离是民主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发生的一次历史性进步。西藏的社会生产力由此得到解放,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的实行也由此具备了条件。民主改革以来,藏传佛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僧人不能与达赖集团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等等。正确认识和有针对性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坚持政教分离,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