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与绝望——秦观谪恨词的情感心态分析

秦观的谪恨词除了表现跟元佑被贬词人伤时忧生的共同政治恐惧心理之外，还突现了悲苦和绝望两种主导情感心态。这两种情感心态具有独特的内涵：悲苦表现为身世之感的悲伤和贬谪旅途的孤苦；绝望表现为对仕途、对归隐和对自身生命的绝望。而且这两种情感心态在被贬谪的不同时期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贬谪前期秦观的情感心态以悲苦为主，贬谪后期则以绝望为主，从而构成了秦观恨谪词“凄婉”、甚至“凄厉”美学风格。     

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继承

刘禹锡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抒发了对自身清白无辜的自信和因贬谪产生的满怀的忧怨牢骚,使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贬谪文学传统,在他创作的贬谪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浓郁的“骚怨”精神。     

陈寅恪选择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

陈寅恪认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连昌宫词》，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应制举时所持“销兵”说的继续；“休兵”说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萧克、段文昌的“消兵”说，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与主战派裴度政见对立，故又受到攻击并遭贬；“消兵”说导致朝廷再失河朔。陈说不确。白、萧、段的“消兵”说，指天下军队逃、死不补，自然减员。元稹从无这种主张，所说“销兵革”，指朝廷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元稹一向主张并参与镇压藩镇判乱，“努力庙谟休用兵”，是盼望最终太平，不再用兵，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见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文才学说；遭裴度等忌眼并因而遭贬，也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勾结宦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遥控五方面因素，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说不同于萧、段“消兵”说，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说所致，也与元稹无关。     

《唐国史补》元稹诗章"淫靡"说考论

李肇评元稹诗章“淫靡”,是针对元稹诗章语言特色来说的,言其辞采绮丽,而不是指元稹诗章的艳情题材与艳情内容。元稹的“艳诗”主要是为“干教化”而作。杜牧借李戡之口对元稹诗章的指责源于杜牧与元稹的私恨及党派争斗,是不公正的评价。李珏对元稹的污蔑是牛、李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的表现。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马戴湖湘贬谪诗略论

唐大中初期,马戴贬谪到朗州龙阳之后,他游历过湖湘不少地区,对湖湘山水及贬谪生活有一定的切身感受,创作了不少与湖湘有关的诗歌。他的这些湖湘贬谪诗,善于捕捉、选择和组合一些清幽、冷寂而又富有神韵的自然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羁旅之思,失意之感,使其诗歌显露出明显的“清峭雅奇”的艺术风格,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试论荆楚地区汉民族的形成

本文从考释荆楚为“蛮服”和追朔楚人的祖源入手，探讨楚在灭国扩疆中与诸“夏”和蛮、夷、巴、濮、越诸族不断地融合，构成了荆楚地区汉民族的母体。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及对南方统治的加强，秦人、汉人与楚人及南方“蛮夷”的统一性被逐步强化。约当西汉时，汉民族在荆楚地区开始形成。经过魏晋以来的民族迁徙、融合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混同，“汉”在荆楚地区作为族称，南北朝初期即已出现。大约到唐朝中期，汉民族在荆楚故地完成了形成的历史过程。     

真情激奇文──《莺莺传》创作意图浅析

元稹所塑造的张生，是作者自身经历、认识与情感世界的再现，张生的心路历程，也是元稹的真实心灵。张生所作所为，既是对莺莺的伤害，也是对自己的折磨，那是时代的、社会的悲剧。对此，元稹既有怨艾，又不无悔恨。在真情的驱使下，他创作了《莺莺传》。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论元稹的感情世界

元稹是一个很丰产的诗人,悼念怀念妻子的诗留下来的就有三十多首,大概是古人写给妻子诗歌最多的一位诗人了,他的许多诗篇都不由自主的有他妻子的影子。元稹与妻子韦丛的爱情堪称楷模,史上写夫妻感情的诗人很多,但是很少能象元稹这样情深之至。本文从元稹的诗及文入手,探究他的内心世界,论述元稹与韦丛感人至深的爱情。     

元稹"两经擢第"考论

中唐以来,元稹“明经及第”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唯有《旧唐书》记载了元稹“两经擢第”,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其科目分为进士：明经等,明经科具体包含两经、三经和五经等项目,“两经”考试主要考《礼记》和《尚书》等．元稹参加“两经”考试和自称“明经出身”,都有其背景。     

取法精工 涕泪满纸——浅谈柳宗元七言律诗

柳宗元后期七律诗具有“精工绝伦”、“满纸涕泪”的特点，柳宗元七律主题上以岭南风物寓贬谪情怀，形式上颇得“正体”之妙，甚少“变体”，尤其结语不凡；再与永州诗歌比，情感抒发沉痛过之而出语蕴藉，刻画精微而意象壮密。“满纸涕泪”多指贬谪凄伤、表达节制而致情绪凝重。柳宗元贬谪后期七律反胜，盖因七律法度与彼时心态相吻合之故，穷而后工，形成了融悲愤于异景之中、化深情于浅语之外的独特风格。     

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超越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诗人,贬谪使刘禹锡备尝忧患磨难,但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借文学创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文学豪健雄奇、冷峻犀利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忧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文学写作的新路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     

宋代词人贬谪与词境之转变

两宋由于新旧党争以及主战主和之争产生了大量的贬谪文人，其中不乏词坛大家。贬谪使词人们离开繁华都市中的温柔富贵和青楼的笙箫、家宴的安乐，在谪途与贬所饱经磨难的同时开阔了眼界。万水千山行遍的经历让他们笔下的词境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狭小变为阔大；二是由柔媚变为刚健。而这两点转变正是词体“诗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说，词人贬谪对词体诗化有着莫大的影响。     

《前赤壁赋》的景与情内在脉络

《前赤壁赋》是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在这个政治失意时期复杂的心态。三个月后，苏轼又写下《后赤壁赋》。历代文评家评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时，常推崇后赋的写景，认为它不假辞藻，如“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等语，全用白描。自然而工致。而我认为这只是从写景的技巧上评价，要谈到写景的目的，还要看写景与全文的关系。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杜甫后裔流寓平江事考索

杜甫有子二人,一曰宗文,一曰宗武。流寓四川时,诗中经常提到二人名字,但出峡后漂泊荆楚湖湘的五年中,写诗百余首,却无一处提及,而只有“儿扶立约矶”(《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使我昼立烦儿孙”(《暮秋枉裴道州手扎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远归儿侍侧”(《入衡州》)等语。到了杜甫死后四十三年元稹写《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我们才知道了个究竟:     

望长江滚滚东逝水,抒英雄不志旷达怀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解读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被贬谪黄州时期自我排遣的思想情感的反映。它既流露了苏轼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情绪，又体现了苏轼保持对现实人生的达观态度。     

南土濮人略论

先秦时期，濮是很活跃的民族，是足迹遍布中原、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大地区。研究濮人历史文化对深入研究巴蜀、荆楚历史文化将有促进作用。     

唐人李杜论新探

并尊李杜,是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谁是并尊李杜第一人?不是韩愈,不是杨凭;以“李杜”连文说,元稹堪称第一人;不拘泥于“李杜”连文,则任华是第一人。任华《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甫》都写于李杜在世之日,识见非凡。把任华传世之作做一番研究,他的身世、思想、诗歌特征以及他推尊李杜的时间,便可逐渐弄清楚。     

试论杜甫的论诗诗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又是一个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诗歌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铭序》)。其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理论,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遗产学习、借鉴和创新的卓越见解。下面,就三个方面谈谈我对杜甫以诗论诗诗的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