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教碑刻看玉林道教史

道教碑刻是了解道教宫观生活、管理和道士重大活动的主要载体,其数量多少与道教兴衰程度密切相关,因而从道教碑刻的数量和内容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道教的兴衰状况,道教碑刻成为考察道教发展史的主要工具之一。玉林道教产生较早,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道士活动于此,只可惜现今无相关碑刻可考。唐宋时期,玉林道教发展到顶峰,不仅道教碑刻数量猛增,而且道教碑刻分布范围较广。金元时期,道教碑刻数量剧减,这说明玉林道教处于由盛转衰的过渡阶段。明清时期,玉林道教下滑速度持续不断,这是玉林道教衰败最明显的表现。从道教碑刻的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勾漏洞、都峤山、大容山和白石洞天等地区。     

王阳明的道教情结——以晚年生活为主线

王阳明晚年在天泉桥(或天泉楼)和碧霞池与董沄、月泉等谈经论道,彼此倾心.董法虽非正宗道士,但他的布衣加隐士的身份,却使之与道教或道士的联系更为方便,甚至难分你我.阳明洞原本就是道教的第十一洞天,而天泉桥和碧霞池即使就其命名来看亦与道教有很深的瓜葛.所以,如果说阳明洞修炼是王阳明早年迷恋道教养生的一个标志,那么天泉桥和碧霞池讲学便可以视为阳明晚年摄取道教思想的重要象征.     

宁波与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在宁波地区渊源流长，既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有曾经非常兴盛的道教文化。四明山脉的洞天福地吸引了众多的道教徒遁迹山林、兴宫筑观，聚居修炼，其中就有葛洪、徐可复等著名道士，唐宋对道教的扶持也使得宁波地区道观林立，这些都是宁波发扬道教文化的宝贵基础。但发掘道教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道教界．而应该关注道教的广泛影响力，如道教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许多浙东学派的学者实际上与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文化素养的养成，因此宁波在建设现代都市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道教文化的弘扬。     

浙江道教史发凡

浙江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构成了浙东学派诞生的部分前奏和思想背景,其影响使得浙东学派形成了一些独到的特点和富于特色的面貌。浙江目前仍保存有众多的道教历史遗迹。这两方面说明,浙江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道教大省。在历史上,浙江道教注重道、学、术的紧密结合,观念开放,态度务实、灵活,注重创新,长于著述,注重文献的保存、继承与阐述,对中国道教和传统文化有重大的贡献;现在它正在发展中。可以相信,它在未来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浅谈道教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道教与中国戏曲的形成、成熟和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主要是在戏剧形成之后，特别是在戏剧繁荣鼎盛的元代，佛教已是强弩之末，而道教却继续发展，且势力远比佛教要强大。它不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了一代戏曲的创作。     

《聊斋志异》的道教仙境题材浅释

道教在致力于天国世界构建的同时,也致力于现实人间仙境--洞天福地的营造.这里树木葱茏、环境幽雅,既是神仙居住之所,也是道士修道成仙之地.而对仙境的描绘,构成了古代小说中色彩绚丽而令人神往的一个组成部分.<聊斋志异>在道教仙境题材上,继承晋唐小说并有着进一步地发展.     

元杂剧《黄粱梦》的道教文化阐释

元杂剧《黄粱梦》蕴含丰富的道教文化精神,剧本集中反映了道教多神信仰的特点和二元对立的度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题材内容、创作模式及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道教史背景下的浙江区域道教研究

浙江是道教大省。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浙江与道教的渊源之古可溯至神农时代，此后，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如魏伯阳、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游岳、顾欢、马湘、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无梦、陈景元、张伯端、林灵素、胡莹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何道全、闵一得、卫真定等，他们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真诰》、《悟真篇》、《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太乙金华宗旨》等众多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目前，浙江仍然有众多的道教历史遗迹，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浙江的道教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正因为如此，才有专家断言：“写不出浙江道教史，就写不好中国道教史。”     

试论道教对宋代文学家的影响

本文从政治、家族、道士、地域等几方面论述了道教对宋代文学家的影响     

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诗歌探析

张宇初《岘泉集》收录了大量诗歌,作为一位道士诗人,他的诗取材广泛,大致可分为宫廷赐宴诗、题赠诗、游记诗、闲适诗,是道教文学重要的内容。文章对张诗分类择要予以赏析,试图挖掘诗歌的道教美学与清虚旨趣。     

“道”亦有道:道家与道教

道家属于中国哲学学派,始于老庄,尊崇道法自然,"道"是其理论核心。道教以道家学术思想为纲,吸纳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巫史文化、鬼神崇拜以及各类方术等民间信仰元素,是中国特有的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制度化宗教。道家与道教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道教是对道家的继承与发展,道家思想为道教提供了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但是二者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先秦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了宝贵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自然和谐是先秦道家思想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它是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生存状态。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天合天是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主要思想,这对我们今天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借鉴意义。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法家与黄老道家“法”思想比较——以秦汉间政治流变为视角

法家主张＂定分明法＂而重君,黄老道家主张＂道生法＂而重民,秦汉间政治流变的过程说明了立法当以民为本。但是法家法治的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模式中有优越性,汉初道、法合流,是中国古代社会＂王霸杂之＂治理模式实践性的开始。     

深圳市南山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深圳市南山区民间信仰的神灵混杂,基本上是以道教统摄阐释,深圳民间信仰的底色是道教。民间道教信仰的宗教活动场所,绝大多数以文物保护单位存在。这些寺庙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一般是流动的和尚、道士或者外来人员管理日常活动,寺庙的所有者是公司名目的村委会;香火钱和捐款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正规系统的科仪法事很少,主要的宗教活动是各种民俗祭祀活动。深圳道教受深圳社会的冲击和海外华人宗教的巨大影响,有明显的当代性和地方性。没有明显的宗教活动中心地域和核心人物,需要有专门的道教寺庙和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进行整合,深圳需要专门的道教寺庙。     

佛教传入泰山的文物遗踪及文献记略

泰山地区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文物考古资料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综合考订东汉时期的佛教图像,在全国仅有六处,其中两处就在泰山附近（临沂、滕县）.九十年代,邹城又有佛教图案的新发现.这些佛教图案都出现在东汉时期墓葬的画像石上,表明佛教的传入已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否则不会进入人们的生活习俗之中.从文献资料看：高僧进入,佛寺兴建,时在东晋,但在佛典中有言汉明帝时佛、道斗法之事,就有作为五岳之首的东岳道士参与其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土的初期,在泰山的弘法已经对本土的道教构成了威胁。     

道教神仙故事中的“食秽”魔考

通过探求“食秽”行为背后所传达的仪式性魔考，可看出道教“吃粪吮疮”的神仙做事深刻地反映了宗教心灵所需要的谦卑告罪的内核。 《国语·郑语》所载“龙蒙”事件，说明不洁之物能散发神秘的慑服力，不洁之物也可能转化为不可侵犯之圣物。就这类故事的基本母题与其转化来观察，从最初晋朝《神仙传》中浮现的原型模式，随时代发展，基本形式被扩大并加入了许多细节，反映了民俗文化中佛道两教混融，以及宗教与民俗文学互用互染的现象，到清《七真祖师列仙传》的出现，成为这一类型故事集大成的高峰作品，随着宗教文本向文学方向倾斜，发生整体情节简化、神仙角色概念化、魔考与试探弱化等现象。     

试论道教对元杂剧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深深地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神仙道化剧与写梦戏的产生,剧中出现大量描写道法道术的内容、对元杂剧艺术风格的影响     

元稹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元稹,中唐著名的诗人,有＂才子＂之称。元稹是位多产作家,其诗歌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了社会上的各种人：君主、官员、耕夫、女性等。他诗歌中的女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层,有与元稹朝夕相处的妻妾,有美貌多才的歌姬舞女,有幽居深宫的妃嫔宫女,也有辛劳生活的普通女子,同时还有不忘红尘的女道士,这些女性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形象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