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诗的清丽风格

清丽诗风,作为唐诗艺术风貌之一,当指清新秀丽美好之意,它既有清淡、宁静、优美的一面,也有自然、清爽、明丽的一面,而非追求文辞之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诗歌的清丽诗风有不同的特点。随着唐王朝的一去不返,唐诗的清丽之风也随之落幕。     

论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在研究盛唐诗歌时，人们总是倾向于以创作题材为依据把王维、孟浩然划归山水田园诗派，而将高适、岑参列进边塞诗派。题材的区别固然导致王孟诗风与高岑诗风的差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其作为盛唐气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在美学追求乃至诗学思想方面都呈现出其种共同性。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都存在着崇尚建安风骨的倾向，在倡导和实践“风雅”观上也有一致之处。认识到这种共同性，虽然有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盛唐之音的全部内涵。     

浅析岑参边塞诗风形成的原因

岑参最有特色的诗是边塞诗 ,其诗内容丰富多彩 ,多方面反映了边塞生活 ,流露了作者高昂的爱国主义格调。其诗风也是独特的 ,特别是那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诗风更使其诗显出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这种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开放的政治生活为诗人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长足的条件 ;二是“盛唐气象”的影响 ,成为他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是两次出塞的生活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可见 ,岑参的诗风形成是有其原因的。     

张说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成就论略

张说是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位居清要，工诗能文，对盛唐文学的到来做了文化上的准备，又以其创作开拓了盛唐诗歌发展的道路。张说现存诗歌有明显的发展脉络：他早期的诗歌多羁旅行役、留恋山水之诗，情感率真质朴，显示出兴盛的气象，描写细致生动，以巧思丽藻见胜。中期是张说诗歌创作的高峰，题材多样，内容充实，风格清健，引人注目，体现了由初向盛唐过渡的特点。张说后期的诗歌主要是奉和应制、留恋光景之作。张说的诗歌，不仅题材丰富，艺术卓越，而且各体亦工，以其一生的工业所充实的创作实践为盛唐诗人作出了表率，并昭示了盛唐文学的新风貌。他事实上成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     

以酒抒情 借酒言志——品读李白的《将进酒》

李白是中国古代盛唐时期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世代相传,经受住了时间大浪的洗淘,流传至今。李白的诗中常常看到"酒"的影子,以酒抒情、借酒言志是李白诗歌的独特情趣,《将进酒》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品味到李白雄浑的诗风。     

欧梅苏诗歌的“宗唐说”

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致力于对唐代诗歌的学习与模仿,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唐诗,特别是中盛唐诗歌的特点．学习韩孟诗派的“以文为诗”和学习李白的“天然雕饰”,既是他们诗歌倡导的方向,同时在吸收前人诗风基础上,开创了宋诗新的风格,为宋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诗歌中的盛唐气象

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孕育了繁荣的盛唐诗歌和诗歌中独特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 ,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豪迈、雄浑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也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不仅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也从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不仅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 ,也以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来表现 ;不只是某个诗人的创作表现出这种气象 ,而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     

钟嵘《诗品》谢胱条疏证

谢胱与谢混的渊源关系不仅体现在两人诗歌都以写秀丽的山水诗见长,而且还体现在诗风的清新自然上。谢胱的山水诗既有清新明丽的一面,也有警策有力的一面,并对鲍照的山水诗有所继承和发展。谢诗工于发端,而往往“末篇多踬”。结合钟嵘的审美理想和时代风气,笔者认为钟嵘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

张九龄是唐玄宗李隆基王朝最后一位清忠的贤相和盛唐前期的著名诗人。我国古代江南,特别是岭南开发迟,文化落后,人才多后出,九龄是岭南,也是长江以南入朝作相的第一人,他毕生的理想抱负是政治上追求王霸之业,致君尧舜,齐衡管乐,忠耿直率,见识卓越,不卖公器,为苍生谋,与奸邪斗,且与张说、裴耀卿、陈子昂志同道合,为“开元之治”作出过贡献。他和张说等是当时文士所敬仰的文宗和时哲,对开元诗风的影响最为直接,九龄的思想人品陶冶盛唐诗人最深。他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而有所发展,陈、张都标举汉魏风骨,而九龄则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特色,而     

张九龄《感遇》诗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在文学上有很高的地位,又是一位清忠的贤相,他和张说等,是当时文士所敬仰的文综和时哲,对开元的诗风影响最为直接,九龄的思想人品陶冶盛唐诗人最深。他继承陈子昴的诗歌革新主张,而有所发展,陈、张标举汉魏风骨,而九龄则赋予建安精神新的时代特色,而且更加注重诗作的含蓄,词藻和韵味,在当时的诗坛上独树一     

论盛唐、中唐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演变

边塞诗是有唐一代的盛世强音，林庚将其作为唐诗高潮的标志之一，并首次提出“盛唐气象”评价盛唐诗歌。边将士卒是边塞诗主流的刻画对象，他们是后人了解唐代社会风貌的司南。盛唐多出现智将、飞将等积极形象，而中唐多将笔触放在下层士兵将领身上，高级将领则作为消极形象成为诗人批判的对象。盛唐至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透过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变迁，能够看到这一变型期唐人风貌。     

隋炀帝军旅诗与曹操诗歌之比较

隋炀帝和曹操的诗歌均喜用巨大意象,营造恢弘气势,具有统一天下的王霸之气,诗风刚健豪迈,也都表达了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精神,但隋炀帝诗歌的现实主义色彩没有曹诗浓厚。尽管如此,隋炀帝军旅诗在继承建安风骨及开启盛唐边塞诗之先导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皎然复合通变论的艺术辩证法

皎然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对待“复古”与“通变”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文艺创作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并给予齐染诗歌以公正的评价。也找到了盛唐诗歌繁荣的真正原因。     

盛唐边塞之奇葩——高适、岑参之比较

高适、岑参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都具有悲壮慷慨的诗歌风格.但相同的诗歌风格中侧重点却有不同高适诗悲中有忧,悲的情感因素大于壮,而岑参壮中有悲,壮的因素大于悲.从而表现出高适诗悲壮雄浑,岑参诗则悲壮慷慨的特点.有人曾这样描述两人诗风之不同"在同是悲壮风格中,一个雄浑,一个奇丽,各有千秋,各具自己的艺术个性.除此之外,还有对现实不同的态度,描写的侧重点,表达的情感,诗歌中的时空构成方式,修辞手法,意象的不同,也构成高岑两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从而共同演绎高适、岑参边塞诗歌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魅力.     

曹植诗歌中生命价值的体现

曹植是建安时期诗人的代表，文章阐述了曹植诗歌中生命价值的体现，以引用原文和详细解释文字意境这两种方式分析了曹植诗歌中所展现的其对生命意识的追求。     

开盛唐诗风的长安人

最能代表中国盛唐文化的莫如享誉世界的诗歌了。这个诗国的黄金时代,不但诗家多、诗作多,体裁瑰丽、风格繁华,而且传诵千古的名篇也比历朝历代都多。选入清人所辑的《全唐诗》竟达两千多众家,诗篇四万八千多首之巨。这些诗家大多生活在长安,他们挥洒才情,描绘长安风貌,咏物抒怀,唱和盛唐气象,同时也针砭朝政腐败和社会黑暗。其中大部分诗篇成为历代学者、选家挑剔、淘洗不掉的上乘诗典。     

“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土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建安动荡的政局与诗歌主题的嬗变

建安时代是一个割据动荡的时代,同时,建安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动乱的政局对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局势直接影响到诗歌主题的变化,使建安诗歌主题较汉代诗歌主题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政治高歌:20世纪 50-70年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着 20世纪 50- 70年代末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暧昧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该时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其代表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这类诗歌本文称之为"政治高歌",它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 为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 ;"小我"与"大我"的趋向和谐 ;诗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追求 ;革命浪漫主义的诗风.对这类诗歌的失误也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