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地区环境考古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段河流两岸考古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史前和历史时期河床演变对考古遗址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制约着古人类活动和古文化发展.野外调查、年代测定、100块河床砾石古流向分析以及考古发掘结果,揭示了大宁河大昌段河床早期可能发育于双堰塘一带,大概30kaBP后开始逐步向西摆动,直至现在的位置.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大宁河大昌地区古文化中心也发生多次迁移.西周时期,大宁河东岸是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时期,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先民生活范围不再局限于河流东岸,文化中心西移,张家湾遗址区则成为汉代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后期,该区发生洪水泛滥,迫使先民由低处迁往高处,汉晋墓葬由于河床西移和数次洪水冲刷,其表层松散沉积物已被冲刷殆尽,而出露于现在河床东岸的河漫滩上.     

对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一万年来高海面问题的新认识

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和海相有孔虫鉴定特征表明: 该区缺少全新世初至7 kaBP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7~4 kaBP是该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连续出现、逐渐增多、史前文明大发展时期. 在该区各遗址地层中, 海相有孔虫均出现在马家浜文化层之下的地层中, 除上海马桥岗身以东地区外, 在该区7 kaBP以来的地层中未能发现海相有孔虫的存在, 这一现象表明, 该区全新世最大海侵应发生在10~7 kaBP之间. 从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和出土器物年代、钻孔剖面有孔虫和孢粉证据可知, 河姆渡文化正是在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出现和发展的, 过去地学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在7~5 kaBP为高海面的假说或理论难以成立. 考古地层学能够证明: 宁绍平原全新世以来7 kaBP以前应为高海面、7~5 kaBP为低海面、5~3.9 kaBP为洪水频发期.     

从三峡地区史前考古遗址分布看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

根据对三峡地区考古的研究成果,在分析该地史前遗址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三峡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其变迁,使得当地各个时期的人类主要是沿着沿河两岸优越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迁对生存地点的选择产生着影响.遗址数量的增加反映着自然环境的适宜,而遗址数量的减少正是洪水等自然灾害影响的结果.     

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空间扩张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仰韶时期(9 000~7 000 BP,BP表示距今年代,这里指距1950年)遗址数量少且分散;仰韶时期(7 000~5 000 BP)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扩张至黄河及支流谷地;龙山时期(5 000~4 000 BP)遗址分布空间进一步扩张至丘陵地带。对比古气候和农业考古研究进展,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的发展是推动文化扩张的主要动力,气候变 化则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水洞沟遗址地层划分与年代测定新进展

宁夏水洞沟遗址地层划分与年代测定(光释光测年和加速质谱碳14测年)结果表明, 水洞沟遗址SDG1, SDG2和SDG7地点含有丰富石制品的文化层主要埋藏于边沟河Ⅱ级阶地, 沉积物以河流-浅湖-湖滨相堆积为主. 旧石器文化层时代集中在距今3.5~2万年之间,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分析认为SDG1的旧石器文化层时代略早于SDG2文化层, 而SDG2文化层时代和SDG7的相当. 边沟河Ⅱ级阶地粉砂质地层堆积时代跨度为72~18 ka, 基本上对应于末次冰期地层堆积. SDG2地层发育连续稳定, 沉积厚度大, 环境与文化信息丰富, 可视为水洞沟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生存环境研究的典型剖面.     

三峡井水湾遗址的光释光测年

井水湾遗址埋藏于三峡地区长江右岸第二级河流阶地内, 遗址石器工业是以砾石和大石片加工的砍砸器和刮削器等为特征的中国南方砾石石器主工业传统. 遗址堆积物为河流沉积物, 本文应用光释光技术中的单片再生剂量法对这些河流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进行了定年, 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发生在晚更新世早期, 距今约7万年前. 该年代结果是三峡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研究在测年上的一项突破, 有助于建立华南旧石器考古年代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 为探讨该地区晚更新世早期人类活动的环境、技术发展和生存模式演变奠定了基础, 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分析及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狩猎-屠宰遗址的首次记录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2005~2006年发掘出土了上万件动物化石与古人类文化遗物.埋藏学分析表明了古人类在这一动物群聚集、改造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基于动物属种分布及丰度、死亡年龄模式、骨骼表面改造痕迹与骨骼单元分布等动物群特点,并结合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证据,灵井许昌人遗址被解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处狩猎-屠宰遗址而非古人类的居址或中心营地.这一遗址中数量较多的人工石制品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在生存策略和行为活动方面的计划性和前瞻性.灵井许昌人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一处经过系统埋藏学分析确认的狩猎-屠宰类考古遗址.     

积石山Ms 6.2级地震诱发的次生泥流灾害再现喇家遗址史前灾难场景

<正>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黄河北岸的第二级阶地之上,是一处以大型的齐家文化(4200～3600 a BP)为主的聚落遗址^[1].在遗址区8处房址中发现了32具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和惨烈灾难场景,被称为“东方庞贝”,并出土了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凭借其罕见的史前灾难遗迹和诸多突破性的新发现,喇家遗址入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4].近年来,对于造成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人群突然死亡和聚落毁灭废弃的灾难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观点和见解,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议^[4～9].     

考古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西北地区5000 a BP水稻遗存

西山坪遗址花粉、种子、植硅体等考古生物指标记录和加速器¹⁴C测年, 显示甘肃天水5070 cal a BP已开始种植水稻并在5070 ~ 4300 cal a BP时段持续存在, 是目前已知中国西北最老、最西北端的稻作遗存. 这一发现将史前稻作农业记录向西拓展了至少2个经度, 有助于准确判定5000 a BP这一重要时点东亚稻作农业的分布区域, 探讨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传播的时间、路径和方式.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农业发展方式和先民食物结构变化

尽管已有不少对稻粟混作分布的研究, 但稻粟农业在先民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却一直缺乏相应的判别和认识. 为此, 对出土于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的人骨进行了C, N稳定同位素分析, 在揭示先民食物结构的基础上, 探索先民的生活方式、稻粟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气候的关系. 研究指出, 史前黄河中游考古文化区的传统生产经济模式——粟作农业在沟湾遗址先民生活方式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对先民食物贡献基本相当. 不同时期先民骨中δ¹³C值和δ¹⁵N值的对比清晰地反映, 仰韶文化一期, 先民较多从事农业与采集业; 仰韶文化二期, 粟作农业、家畜的饲养以及渔猎活动加强; 仰韶文化三期, 稻粟农业及家畜的饲养较为稳定; 到屈家岭文化时期, 稻粟混作进一步发展. 另外, 仰韶文化阶段的稻作农业在适宜气候的允许下因南北文化的交流而北传. 屈家岭文化阶段, 该地区稻作农业受到了气候变冷的影响.     

观音洞遗址古人类剥坯模式与认知特征

通过旧石器的研究探讨史前人类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特征一直是史前学者关注的问题. 法国学者开创的石器技术研究方法, 为回答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角. 20世纪60年代安德雷•勒卢瓦古朗提出的“操作链”概念为该研究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从“操作链”概念分解出技术认知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概念, 不仅能更详细地揭示史前人类在石器打制过程中运用的技术知识和技能, 也能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史前人类的技术行为. 将这一新方法应用于中国西南部的代表性遗址——观音洞遗址的旧石器材料中, 结果表明, 观音洞遗址的石核剥坯模式与欧洲和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期常见的Levallois概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剥坯概念和生产体系, 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类认知行为和思维模式, 该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和解释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和欧非及近东地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北天山安集海河大峡谷3.7ka以来的快速下切

北天山前陆冲断带的河流阶地记录了河流在构造和气候的共同作用下所发生的加积和侵蚀过程.其中,安集海河大峡谷至少发育了18级基座阶地.应用改进的光释光测年方法,对阶地上覆黄土及阶地砾石堆积中粉砂透镜体进行了年龄测定.结果表明,安集海河3.7 ka至今的下切深度为260 m,最大平均下切速率7 cm/a. 3.7 ka以前,峡谷加积了巨厚的灰黑色砾石层(厚度大于200 m); 3.7 ka以后河流逐级下切砾石层,发育了13级基座阶地. 3.0～2.4 ka的600年间安集海河加速下切,平均速率达15 cm/a. 1.3 ka时,河流下切至第四纪以前形成的基岩层,至今形成了5级基岩基座阶地.安集海河大峡谷18级阶地是气候变化、河流水/沙平衡关系等影响的结果.     

洛阳盆地新石器-青铜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

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是了解古代农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由于古代农业形成的复杂性和遗址的多样性,如何选择合适遗址以提高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已成为重要的课题.选择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发达的洛阳盆地,选取分布在不同地貌部位上的23个新石器-青铜时期中小遗址,从灰坑和文化层中采集土样进行浮选和炭化植物遗存鉴定,并与周边地区的大遗址进行了比较.中小遗址和大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均表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属于以粟和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并逐渐出现了稻、小麦和大豆,到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五谷齐全的农业经济.相比之下,中小遗址农作物种类多样化的出现要早于大遗址,但二里头时期中小遗址稻和小麦在农业中的比重远低于大遗址,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它们遗址功能的不同.另外,分布在不同地貌部位上的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表明: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台塬沟谷区农作物种类比冲积平原区丰富;而到二里头时期,冲积平原区在农作物种类和数量上都超过台塬沟谷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地貌、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因素有关.研究表明,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是对区域农业考古研究的极大补充,更能反映区域内农业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今后应加强对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

认知和象征性思维被视作现代人行为的重要特征,而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往往成为鉴别认知和象征的标志,甚至是语言出现的证据.近年来,在非洲、欧洲、近东勒凡特地区甚至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带有刻划痕迹的骨、石制品,赭石、鸵鸟蛋皮等遗物.但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与象征性行为相关的考古材料,包括串珠、装饰品、埋葬行为、带穿孔及刻划痕迹等遗物却鲜有发现.本文报道了中国西北地区水洞沟遗址(SDG)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约30kaBP)中发现的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该石制品出土于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1980年发掘的下文化层,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非有机质遗物.为了更好地观察和记录人类行为信息,作者应用KEYENCEVHX-600数字显微镜建立了这些刻痕的三维数字模型以进行观测与对比,在排除了多种可能的非人为因素后,确认这件石核上的刻痕是人类有意识行为所致.由于我国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其他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大多存在争议,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到现代人行为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和演化的模式.但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推测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可能存在如计数、记录等象征性思维,反映了SDG1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     

水洞沟遗址沉积-地貌演化与古人类生存环境

宁夏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北方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该遗址剖面是中国宁夏-内蒙干旱区晚更新世-全新世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地层, 它蕴含古人类活动遗存, 保存丰富的孢粉和脊椎动物化石记录, 建议将该遗址晚更新世剖面定为“水洞沟组”标准剖面.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水洞沟地区活动的年代为30~24 ka BP, 属MIS3阶段晚期. 当时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 植被为阔叶疏林草原, 食草动物繁盛; 水洞沟小河已经形成. 由于降水较多, 沿河形成一些积水洼地, 水草丰盛, 环境条件适于古人类狩猎和栖息. 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此活动年代为9~5 ka BP, 环境条件与MIS3阶段时大致相同, 适于古人类生存. 由于尚未发现未次冰期冰盛期古人类生存的证据, 推测气候进入盛冰期时, 人类一度离开本区, 说明气候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追寻人类足印,探索高原文化——“邱桑手脚印遗址及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展”研讨会概述

<正>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邱桑手脚印遗址及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展研讨会”于2023年4月18～22日在拉萨市举行.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多家单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邱桑泉华史前人类手脚印问题,涉及主题包括手脚印遗迹形态特征分析、铀系年代学与热释光年代学研究、古钙华发育演化历史研究以及青藏高原地热分布与邱桑古温泉发育关系研究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会议特邀来自青藏高原区域不同省份的考古专家,围绕近年来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取得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地下水位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沙漠公路沿线设置了地下水监测断面,获得了定位实测的地下水位数据,实测资料结合水文资料、地下水地表水相互转化理论以及地下水动力学原理,分析了地下水位的时空变化规律.认为地下水位埋深空间分布主要受沙丘高度和地形变化影响.地下水位随时间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分为4类,就影响水位变化的幅度而言,防护林工程抽水>垂直排泄作用>河流流量变化>渗流补给作用;而就影响范围而言则渗流补给作用影响范围最大,防护林工程抽水影响范围最小.地下水位的年际变化呈自然波动状态.     

微痕分析: 破解古代石器奥秘的利器

石器是考古遗址中常见的一类出土遗物,它因不会腐烂而成为了解人类历史的珍贵见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99％以上的时间都在制造和使用石器,考古学上称之为"石器时代".根据制作技术的变化,石器可以分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考古学家便以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为依据,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而金属工具出现之后,人们依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和使用着石器,作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对于古代石器的研究,特别是了解它们到底如何被使用,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古代人类行为、经济模式、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的一系列重要信息.     

长江三峡新石器生产工具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

探讨了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生产工具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研究表明,砍伐类工具数量百分比的波动与邻近地区自然剖面所示的环境演变有良好的关联性,三峡先人以石锛作为主要的木材加工工具,并很可能从新石器早期起就懂得卯榫结构的优势.新石器早期的狩猎方式是投掷,新石器中期该方式被继承并发展了猎获更多的射猎,同时期出现捕鱼工具.中坝遗址西周地层大量网坠和纺轮同时出土不仅揭示了渔网捕捞的事实,大量的鱼骨坑还证实了新型生产工具所带来的的强大生产力.石铲与石锄的数量证明锄耕农业是三峡先民极为重视的生产活动,中堡岛大溪文化时期农业发达得益于地貌、气候和交通位置等条件,新石器晚期农具数量大为下降的原因与夏初的大洪水及部分古聚落的渔猎偏好有关.研究展现了新石器时代三峡先民重视渔猎与农耕,以生产工具为媒介应对自然,并不断创造、改进和综合利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人地关系.     

中坝遗址的性质与环境关系研究

经盐业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浮选、自然科学检测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当地矿产资源上看,中坝遗址具备了盐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上看,当地汉及以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的盐业生产应该开始于更早的时期;从遗址地层堆积的特点和遗迹、遗物的特征方面看,也与已知的聚落、冶铸铜、铁和烧陶制瓷等类遗址截然不同;从自然科学方面所做的各项检测上看,从当地卤水中检测出的除氯化钠以外的主要杂质,在中坝遗址发现的房址、卤水槽以及圜底罐等遗迹和遗物上也存在,这当然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附集到它们的表面和内外壁,而只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与国外的盐业遗址相比也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因此,中坝遗址的性质是中国古代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盐业生产类遗址!该遗址的形成离不开盐业生产,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