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苏轼的赏罚观及与其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苏轼认为,赏罚不仅要体现爱民、利民的宗旨,而且要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联系考察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他终身坚持改革社会弊端必须要有利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观点,十分重视立足长远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实施赏罚与推行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政权和维持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其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此找到了苏轼赏罚观与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民俗的衰变与道德的重塑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翻开历史 ,每当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时 ,社会舆论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慨叹。“世风”是指社会风气 ,风俗习惯 ;“人心”即人的道德价值观念 ;就是说风俗变得一天不如一天 ,人的道德品质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好了。对此 ,清末民初的一些志书颇多记载。如民国二十三年《万全县志》的编修者就十分沉重地写道 :民国以后 ,“世风日下 ,道德心渐逊于前 ,甚至一切旧观念渐渐崩溃 ,新者多无正轨 ,以致人皆徘徊岐路 ,无所依循 ,邪说乘之 ,每易惑人 ,前途茫茫 ,危险殊甚也。”〔1〕再如民国二十四年《续修临沂县志·礼俗》:“乃至欧风…     

清高,世俗化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论首先体现在有关“义利”之辩上,“义”乃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乃利益、功利。“何必日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崇尚“义”贬抑“利”的倾向。“义”是人格修养的“正路”。在儒学的教化下,中国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蔡锷感愤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国民缺乏日本、欧美等国的军国民精神,并从教育、思想学派、文学艺术、社会风俗、体育锻炼、武器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弱不堪战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其核心就是陶铸＂国魂＂,以新的＂国魂＂振奋全民族的军国民精神。蔡锷以军国民主义为基础,在近代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近现代革命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与一大批杰出将帅的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的来历及其用途——兼与贺锡翔同志商榷

《语文月刊》1991年第9期摘自《人民教育》贺锡翔同志的《“√”的来历》一文。认为“√”来源于英国教师的手笔，其后，西学东渐，风俗交流，中国近代教育界也引进了这个既简便又明了的书写符号，正式用来表示学生作业正确无误。对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并不是“进口货”，而是遭道地地的中国“土产”。     

墨子的物质观研究

从墨子关于“物”的定义 ,探讨了其有关宇宙的物质观 ,“有”与“无”的存在论 ,以及其关于物质不断分割后所得到的微粒“端”的思想。中国古代科学如果沿着墨子的微粒思想走出去 ,也许近代科学会在中国诞生     

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示范作用

1.儒学的价值系统驱使社会风俗向善,在传统社会中起着“美俗”的道德功用;但过分地着重人格的道德精神层面而泛道德化的倾向容易培养起道德至上的意识,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2.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决定于儒学的人格理想;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实质上是儒学价值观的历史的落实。3.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社会人伦价值的倡导者,承担者和传播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     

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示

容闳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他认为当时中国贫弱危殆的结症有三：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教育落后,三是外力入侵。其认识出自直观感受并亦不断深化,进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为了实现他的爱国思想,容闳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乡村教育活动。其中派遣留学生是他最大的功绩,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技人才。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实践活动。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学子的赤诚之心。尤其重要的是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之路。     

公孙尼子与战国诗乐理论

《乐记》是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关于《诗》乐的论著。公孙尼子几乎完全忽略了诗乐的娱悦人心的审美价值，而全副精神所关注的是诗乐的道德意义。故而提出了“音与政通”“乐以象德”的《诗》乐理论，以《雅》《颂》之创制，旨在节制人情，导引人心，使社会秩序化、道德化，并对《风》《雅》《颂》的音乐形象与道德内涵作了描述。反映了战国儒家学派中兴起的以道德教化拯救颓世的思想潮流。同时《乐记》也披露了关于《诗经》音乐形态的信息与不同于《毛诗》的《诗经》传本信息。     

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与佛学

魏源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界碑式”的人物。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他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源晚年专心于佛学,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浅议唐代婚姻制度与社会习尚的矛盾现象

作为唐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构成的婚姻制度，在妇女地位、婚姻模式、“和亲”和禁婚政策以及婚姻道德方面与当时社会时尚存在着明显矛盾。这种矛盾现象折射：和映示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新特点、新气象，表现了思想开明、民族融合以及妇女地位上升的时代景观，反映出唐代潜存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和中古中国礼教与社会风情尚未完全耦合的时代特征。     

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阐述了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指出曾国藩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民国初年一次“破天荒”的公开尸体解剖

近代解剖学传入中国较早，但格于中国的礼教和风俗传统，清末学校是禁止尸体解剖的。民国初年，随着一些专门医学校的开办和留学生的归国，这一禁令终于被废除。1913年11月，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率先进行了一例尸体解剖，当时被誉为“破天荒之举”。     

林则徐的对外开放思想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率先冲破了千年暗室,在中国走向迫近代化的里程碑上刻下了多个“第一”,充分显示了他卓越超群的对外开放思想,其“师敌之长以制敌”的著名口号是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滥觞。林则徐开放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爱国性和实用功利性,虽不免流于肤浅,但它始终闪耀着时人的光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秩序的再构——《资政新篇》的新解读

对洪仁开《资政新篇》的解读必须掌握其内在的总体逻辑和整体思路。这份文件的主旨是“新民德”,即以上帝教为核心价值观塑造民众新道德。通过阐发如何“新民德”的问题,文件构建了一个以上帝教为精神伦理的开放的工商社会秩序。文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近代化纲领的观点可以成立。洪仁王干对“新民德”主张的系统思考和阐发,确立了《资政新篇》在近代维新思潮中的先驱者地位,奠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天朝田亩制度》重构农本社会秩序到《资政新篇》再构工商社会秩序,鲜明地反映了近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是道德与法律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还是中国执政党治国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是拯救道德的权宜之计?“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试时“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