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批判理论探究

杜威立足于生存论的思维视域,借助于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对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进行了批判与解构,创立了实用社会知识论,其知识论渗透着强烈的批判性。透过这种批判性,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种风格的杜威。在两个杜威之间呈现着张力和矛盾,表征着现代性的杜威高扬科学和民主,其理论走向了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表征着后现代的杜威竖起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大旗,批判与消解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其理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偶然性。通过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视域,杜威由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它向我们展示了实用主义的转向趋势。     

认知规范、个体心灵与社会知识论

金在权(Jaegwon Kim)在其1988年的论文《自然主义认识论是什么?》中针对蒯因(W.V.O Quine)的批评使得"规范性问题"成为当代知识论中的热点,并延续至今。他认为自然主义者无法用描述性方法刻画作为传统知识论之核心的"规范性"概念,因此背离了知识论研究的宗旨。"规范性问题"成为自然主义者需要处理的难题,并扩展到当代知识论的一般性讨论之中。认知规范确定了人们的认知责任和进行知识断言的标准,而从个体心灵的认知辩护以及社会知识论出发,能够更加全面地刻画和理解认知规范的本性。     

意义是认知的一种工具——杜威意义理论探究

意义理论是杜威工具主义的组成部分,他立足于其实用主义,从认知对象的维度,应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借助于行为主义来诠释意义问题,将意义视为认知的一种工具.其意义理论属于语用学的领域,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结合和渗透,其理论特色在于对意义背后的现实实践活动、形成意义的语境以及意义的功能进行分析,其理论受到了众多哲学家的拥护和非议,同时对新实用主义意义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兼容的吗?

在当前的知识论讨论中,关于先验辩护、先验知识与自然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论。常识性的观点认为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是一种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而许多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支持者否认存在先验知识,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水火不容"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先验辩护本身的特点、并认真分析先验辩护与先验知识之间以及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必然性"、"分析性"和"自明性"这些概念可以从对"先验性"概念的理解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的区别主要限定在辩护类型方面的差异,那么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就有可能在一种类似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所提供的可靠论框架下相互兼容。     

知识论的当代发展:从一元辩护走向多元理解

“格梯尔反例”对知识三元定义提出质疑,引发英美知识论家对知识定义提出不同的修正,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新分支。最重要的成果是阿文·戈德曼的“因果知识说”和罗伯·诺齐克的“虚拟条件知识说”;主流学派是坚持传统的单纯从内在意识寻求为知识作确证辩护的内在主义和越出心灵的内在意识寻求从信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获得根据的外在主义;新分支有语境主义、德性知识论和社会知识论等。各派观点显示出当代知识论不再一味寻求对知识作确证无疑的辩护,而是在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交流和反思中寻求对知识的真实理解。     

杜威关于技术的思想

作为一位直接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哲学家,杜威关于技术现象的有关论述极其丰富,主要有:基于经验自然主义对作为揭露和实现"关系"的技术本质的阐述;关于科学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的思想;关于"知"和"行"相统一的技术探究思想;关于技术作为社会变化的最伟大力量的思想;关于技术人文化的思想等.     

协作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知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没能逃脱矫枉过正的宿命。其激进的形式似乎更像个革命宣言，而不是有充分理由的论断。作者认为，值得提倡的是一种温和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能与解释学协作地解决知识论问题，故而称为协作的自然主义。协作的自然主义接受了解释学对经验概念的挹注，弥合了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裂痕。     

哲学与科学的联姻——论杜威哲学思想中的科学因素

杜威早期基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和心理学的机能主义等形成了他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中后期又基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程序来对哲学进行改造,其哲学的最终指向是把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模式转化为一般性的探究模式,从而指导道德、社会、教育、宗教等广泛的社会人文领域,杜威对于科学的哲学讨论对于理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知识论析取主义与幻觉论证

幻觉论证一直是知觉知识研究领域的难题,而近年来兴起的知识论析取主义无疑为其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幻觉论证具有其普遍的形式,同时又可以依据论证目的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构造;笔者将尝试重构针对知觉知识的幻觉论证,试图说明对"内在不可分辨"概念内容的不同界定可以分辨出强弱不同的两种幻觉论证版本,并对幻觉论证背后的核心直觉进行分析;以麦克道尔和普里查德为代表的知识论析取主义进路针对幻觉论证做出了不同于传统内在主义或外在主义进路的回应,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回应至多只能对弱版本的幻觉论证加以说明,却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强版本的幻觉论证;笔者将分析知识论析取主义进路失败的深层原因,并尝试给出可能的修正策略。     

知识论析取主义的根据难题与典型情况

本文旨在反驳知识论析取主义根据难题的几种主流解决方案。知识论析取主义主张,人们可借由"看到p"来获取对命题p的知觉知识,因为"看到p"可充当一种同时具有事实性与反思可及性的认知根据。根据难题是对知识论析取主义的知名反驳,它建立在蕴涵论题的基础之上:即"看到p"蕴涵"知道p"。由此,根据难题主张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殊方式,前者预设了后者,故而无法充当后者的认知根据,否则将陷入循环。目前对根据难题的几种主流解法都试图通过拒斥蕴涵论题来捍卫析取主义。本文将梳理这些主流解法,并证明它们都无法在知识论析取主义的主要论域,即,普里查德所谓的"典型情况"下成功反驳蕴涵论题。并且,哪怕蕴涵论题在典型情况下真的被推翻了,这也只会反噬知识论析取主义。因此对根据难题的现有解决方案均不成功。     

日常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实验知识论的新成果

在日常生活中,判断某人是否知道某事,不仅是十分常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当代知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日常知识的归赋具有风险效应、认知副作用效应、凸显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归赋者效应等。日常知识归赋受各种语境因素影响的实验数据,不仅为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知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问题和理论问题。     

自然主义视野中的“直觉问题”

对直觉(Intuition)的关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维度,传统观点把直觉看作知识的重要基础和评判标准,直觉方法更被看作是哲学特有的优先方法。但是"直觉是什么?直觉是否具有证据意义?以直觉为方法的传统哲学是否合理?"三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它们构成了当前哲学界尤其是知识论领域直觉探讨的焦点。基于当前自然主义与传统直觉辩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论文认为传统直觉观点的核心问题是过分解读直觉的可信赖性,而过强的自然主义则威胁到了哲学的自主性和权威性。主张采用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张力,从而尝试为哲学提供经验的基础,同时丰富哲学论证的方式。     

从经验到社会:论杜威的语言哲学

杜威极其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语言产生于经验,这些经验包括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自然的有模式的反应。从后果论的角度看,这些反应模式有助于保存生命,因而是有着隐晦意义的模式。在杜威看来,推论就是一项人类活动,那些生物性反应的模式中也有着隐晦的推论。通过有着共同目标的人际协作,隐晦的意义被清晰化,在这一过程中语言逐步形成。在成熟的语言形成之后,语言可以用来使得那些隐晦的意义和推论进一步清晰化为规则或规范。杜威的语言观也为克服当代哲学中自然主义和推论主义之间的裂隙提供了一条有益思路。     

如何理解证据主义

证据主义是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是当前讨论知识与确证难题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证据主义,就是信念的确证是由认识者有关该信念的证据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一种为内在主义进行辩护的证据主义理论,其提出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确证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其自身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困境。本论文从证据、拥有证据和证据支持这三个概念对证据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构,同时从被遗忘的证据、概率证据以及实用主义三个方面对证据主义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对于证据主义理论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走出语境主义的困境——两种新摩尔主义的策略

语境主义是目前解决怀疑主义难题最流行的策略之一,语境主义以语境的高低标准来划分知识的高低标准,非常圆融地回应了怀疑主义对知识的种种诘难,然而这种思路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缺陷,因为这种策略修正了知识论中"知识"与"知道"概念的内涵,导致"知识"与"知道"概念的相对化。针对语境主义的这种困境,新摩尔主义应运而生。与语境主义相比,新摩尔主义最独特的理论优势就在于:它采用一种不变论的立场来消除语境主义关于语境高低标准区分的困境。在这项工作中,普理查德和布莱克的成绩卓著,他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新摩尔主义策略。     

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是社会科学哲学中最著名的论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也逐渐处于劣势.而"批判实在论"的兴起为超越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复兴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     

论生成语法的语言哲学

生成语法研究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问题。根据理性主义和心智主义的认识观念,生成语法认为,语言知识的本质体现为人类大脑中的语言机能所呈现的心智状态;语言知识的获得是生物遗传而来的语言机能在经验的引发下生长成熟的结果;语言知识的使用涉及语言机能与其他认知系统的关系。生成语法是对语言机能极其状态所做的内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清楚认识心智与大脑的关系,将有关二者的科学研究统一起来。     

从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看基础主义和联贯主义

基础主义注重基本信念的出发点地位,而联贯主义认为基本信念是相互联系的,不需要出发点。美国哲学家普兰丁格对知识论的这两大派别进行了详细地比较和分析,认为二者背后隐含着"证据主义"的身影,故此基础主义作为论证出发点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要重新界定;而联贯主义抹杀了出发点,应予以抛弃。他如此区别对待,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独特风格的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大厦,而避免以证据主义为特征的"辩护说"。他的这一思想应引起学术界的哲学关注。     

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

本文首先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建构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架构下,沿着知识论的两个基本追问——何谓知识?知识何以可能?即知识基于什么样的活动得以产生的追问,来分析已往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研究在流行的知识论框架下存在的问题与缺失。从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看,科学知识作为描述性知识,其目标与意图就是在于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存在方式;技术知识作为行动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知识,其目的在于解决实践过程中"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而工程知识作为造物行动中的情境化知识,其目的在于人工物在现实中的成功建造。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普兰廷加的恰当功能主义

普兰廷加主张知识是被保证的真信念,而保证由三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要件构成:恰当功能、设计计划和可靠性。无疑,恰当功能主义存在诸多问题,如与可靠论的区别问题、知识论的本体论蕴含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普兰廷加把为知识寻找"第三个条件"的后葛梯尔式知识论路径视为理所当然,导致其既不能坚持认知官能本身的探究,又不能在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知识的构成与本质。因此,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缺陷,一种合理的建议就是引入当代德性知识论所实践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即深入挖掘人的理智德性及其认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