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从实用主义到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主潮的一种解释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入中国并初步实现“中国化”。其“中国化”的表现在于把显明的“实用”目标暗含于潜隐的功利追求中，以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外衣裹挟对实际行动勇气和方法的渴望。因五四特殊的时代情状和已被“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自身的特点，当时一切意识形态的建构均难免其“实用性”色彩。五四文学主潮“为人生”的启蒙文学，从整体观念的确立到具体操作方法、从自然主义至现实切入文学创作动机到对读者阅读效应的期待，乃至代表作家、流派、现实主义创作的普遍实用化－在作品中表现为整体的寓言化之中。     

论主流价值观文学的理论基础

主流价值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为中国现代作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这种文学观念以革命现实主义自我命名，以“反映论”为核心本质，以“真实论”和“典型论”为基本要素，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对苏联文艺思想体系的机械模仿到逐渐实现民族本土化理论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聘同，不仅完全主导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水准。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讲话派"批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则有三方面的标准:启蒙的标准;救亡的标准,胡风把它统一到启蒙要求中;美学的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但他视其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基点而非第二位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文学是胡风和"讲话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近代视野中的中西平等观批判

近代中国倍受西方列强蹂躏，救亡与启蒙成为双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自由、平等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和价值诉求，救亡还使近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平等具有跨越国界的意义，如何使中国摆脱列强奴役，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所讲的平等迥异于西方之处，也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特色。遗憾的是，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实现中国与西方平等的目的，反而在其论证平等时默认了中西之间的不平等。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原因颇为复杂，既与中国近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中西之间的强弱对比有关，又与近代思想家的软弱和对现实估计不足有关。     

政治格局变动中的史学研究——实用主义思潮和历史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救亡”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氛围下，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种学术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局势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中国的广泛影响首先是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这使得它们在中国的发展与被评价均无法割断与政治格局变动的关联，在更大程度上所体现的特质是政治性而非学术性。     

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嬗变：从浮士德到赫索格

如同歌德(1749—1832)是启蒙时代欧洲最优秀的诗人一样,索尔·贝娄(1915—)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歌德创造的浮士德形象是欧洲启蒙精神的象征,贝娄创造的赫索格形象是当代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对比浮士德与赫索格的精神与命运,可以大致透视出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嬗变。在此,我采用狭义的文化概念,即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 一、从“有为”到“独白”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新中国“工业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农兵”文学之首的工业小说并没有获得如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长足发展和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有二：一、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因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使得工业小说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语境中，难免呆板、僵化。二、作家自身经验的缺乏也是导致工业小说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政治激情与艺术追求的融合——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作家的精神核体是政治激情与艺术追求的融合体。当代中国作家一方面从一开始就或自主或被动地接受到来自政治层面的规约,另一方面新政权的浪漫构想也实实在在地鼓舞了部分作家。时代要求作家作出政治选择,但作家作为有着独立精神向往的个体又时时得听从艺术的召唤。于是,回旋在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便成为20世纪50...     

身体与命运——以谢冰莹、杨刚、丁玲为例论现代女作家笔下女性的革命选择

从被启蒙到自觉选择革命，从革命浪漫想象中的幻想与欲望符号，到革命现实中具身体现的身体之痛，女性的革命选择既不浪漫也不简单。以谢冰莹、杨刚、丁玲等女作家的有关写作为例，相比于男作家的外视观察角度，女作家以女性的真实经验，从内观察和呈现了女性革命选择的多样面貌。既是革命的先锋又是被革命的对象的中国女性，行走的是一条担负着民族一国家大义，同时又承载着个人身体与命运艰辛的革命之路。     

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兼论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

从方方的《状态》始，“潜对话”已成为方方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这在其近作《鸟泥湖年谱》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潜对话”不仅表现在单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人物之间，而且成为作品的结构性因素。作为与“对话”(公开对话)相对而言的“潜对话”，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有着明显的差异。作家个人的艺术选择、时代情势使中国出不了“复调小说”。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政治高歌：20世纪50-70年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着20世纪50-70年代末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暧昧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该时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其代表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这类诗歌本文称之为“政治高歌”，它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为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小我“与“大我”的趋向和谐；诗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追求；革命浪漫主义的诗风。对这类诗歌的失误也进行了批判。     

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传统文化理念:崇尚功利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脉相传的一种文化理念。身处现代中华大地的中国作家们，在崇尚功利的文化语境中，不得不让文学与政治亲近，甚至让文学与政治联姻。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学与政治走向了一体化。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既是自发的，又是自觉的。     

从苏青到池莉--浅析中国现当代市民文学的承传

苏青是四十年代红极上海的“市民文学“作家,池莉所处的时代、生活经历与苏青不同,但她们都执着于平民情怀,执着于“市民文学“的创作,两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共同成为了中国现当代市民文学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她俩的价值立场和创作风格的比较,说明苏青和池莉都是继老舍辈市民文学作家以后的两代代表作家.     

纯美的凝望——中国现代作家精神探索的一个面向

近代以来,启蒙和救亡一直是两大时代主题.但在这两大主题之外,现代作家还有一种对纯美意识的坚持与追求.这种明显以纯文学的艺术价值与表现为其审美追求的创作意识,具有一定的非功利、非现实、非道德化、非政治化倾向.虽然在强调"大我"而非"大写的我"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纯美思潮注定只能落入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但这种对纯美如信仰般的凝望,对研究现代作家心态、思维与文学思潮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报章与启蒙：中国近代报刊“论说”的文体选择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论说”在报刊时代有了新的境遇。在传统“论说”文体的基础上，报刊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创造了种种新的话语体式，诸如“策论体”“新民体”“演说体”“逻辑体”“新青年体”等。本文将文体形式与启蒙路径结合起来，着重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选择报刊“论说”的文体形式来达到向导国民、启蒙社会的目的，进而探讨各种论说文体与不同启蒙路径之间的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