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均北伐考——由《赠柳真阳》诗系年说开去

关于吴均是否参加南朝梁代天监四年北伐，研究界颇多争议。笔者通过对其《赠柳真阳》诗一首系年的考证，认为无确凿证据说明其参加北伐。     

论吴均军事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吴均军事诗歌中塑造了一群英雄侠士形象。在诗作中,他将自我形象融入其中,从而加强了军事诗歌的个人抒情色彩;在抒情模式上借助人物形象将内在情感与外在描摹相统一,体现了文人军事诗作的一大进步。     

杜牧艳诗的雅化色彩及其与元白艳诗之异同——从杜牧对元稹、白居易艳诗的批评说起

晚唐诗人杜牧曾在文中对元稹和白居易的艳诗大加指责。但杜牧本人也和元、白一样创作了大量的艳诗作品。对于此种现象,前人评价不一。实际上,元、白这些艳诗有将诗歌这种＂雅＂的文学样式俗化的倾向,而出身于官宦家庭的杜牧身上却具有贵公子的豪逸俊爽气质,其诗歌主张亦具有趋＂雅＂的特质。同时其艳诗在情感基调及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具有＂雅＂的色彩,与元白的艳诗有许多不同。     

姚燧的诗论与元初南北诗学的调和

学者一般认为，姚燧是元初文坛“主气说”的代表人物，张养浩《牧庵集序》称其创作为“才驾气驱”。他既要求诗歌的“美恶风刺”作用，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又要求诗歌“欣戚一发乎情”。而所谓“才驾气驱”，其才其气，皆是因贯通理学而修养得来的纯粹和婉之气。姚燧的这些诗论主张，在元初北方诗坛与王恽卢挚共同开了元诗尊汉魏晋唐的先声；至宋亡，即与江南戴表元的“尊唐得古”诗论和赵孟颇的学唐复古交相辉映，不仅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而且汇合成席卷延祜以后元代诗坛的诗学潮流。     

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所据着特殊地位。五代学温的新变，体现着五代诗歌出唐入宋的倾向：于古、近两诗体更倾重近体；清nong两种风格更倾重清丽、清拔，不力求幽隐而追求通浅，也更加注重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而追踪贾姚的一派诗发生了避岛诗之短，扬岛诗之长，由重学贾岛转为重学姚合，诗风趋于平润，又由重学姚而进一步趋近宗白的新变。     

杜甫代言体诗歌的心理透视

“代言”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这种假托抒情的方式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杜甫诗作中也存有不少代言体诗歌，包括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这三大类。杜甫利用代言体诗歌使自己戴上一副伪装的“面具”,实现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效果。通过对杜甫代言体诗歌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分析杜甫不同视角下代言体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进而透视其不同的创作心理。     

"三比"与"六艺" --论李商隐诗之比兴特征及艺术手法

李商隐诗歌的比兴特征,除继承并发展传统的“物比”外,又创为“史比”、“仙比”。其“物比”,亦物亦人;“史比”亦古亦今;“仙比”则亦仙亦俗,多有创格,为我国古典诗歌立意造境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其诗艺则多用复辞重言、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反向、时空穿透、以景结情六种技法,从而使诗歌脉络走向更加婉曲,辞句更加隐秀, 为我国近体诗结构艺术之极致。     

壮语动词词头ta^3的来源

动词词头ta^3一般只使用于壮语某些土语，在各个土语中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壮语ta^3与汉语“打”在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均有对应关系，可能于唐宋时期由古平话借入。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建构

虽然“第三代诗歌”大多数创作于1984-1987年间，但没有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接受。随着“第三代诗歌”在选本中集结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被确认。这些诗歌选本首先指出了“第三代诗歌”作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次通过建构“第三代诗歌”命名和谱系的合法性，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联系起来，提供了“第三代诗歌”入“史”的合理依据。“第三代诗歌”选本还凸显了“第三代诗歌”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从而建构了其美学的合法性。诗歌选本编纂对“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构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论“杜荀鹤体”的艺术特征

在晚唐诗坛上，杜苟鹤诗歌为严羽《沧浪诗话》列为“杜荀鹤”体，评价甚高。本文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律诗的通俗化、浅近通俗的语言、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四个方面分析了“杜苟鹤体”的艺术特征及其表现，肯定其为唐诗的发展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从修辞价值看古诗语言违常性的审美特征

古诗歌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组合形式,表现着违常性的审美特征,即非实用性、非科学性和非确定性的特征。这种语言特征其实就是对语言成规“有组织的破坏”,并由此蕴涵着丰厚的多义性语言信息,能增添话语丰富的信息量,更好地表情达意,产生着很好的修辞效果。     

从古汉字看歌的起源

将古汉字与音乐学相关知识结合，以周代前后时期与“歌”相关金文字的解析为切入点，从古诗歌中歌文化的体现与释义以及歌在古代乐舞中的兴起两方面阐述了对“歌”起源的思考及观点。     

韩偓《香奁集》情感脉络的文本分析

拟从韩偓《香奁集》百首艳诗的情感表达入手,在诗歌的文本意义上对《香奁集》的情感脉络进行简略的分析,以期对韩偓的前期诗歌创作有进一步的了解。     

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

作为茶陵派宗主的李东阳，在其流派成员中享有很高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身居显位，更是由于其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派中成员争相仿效。在李东阳创作生涯中，他的诗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首位。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主要是：闲适平和中的郁郁之气，逸情怡乐中的悯世情怀，日常情感中的真切自然和委曲求全中的苦闷心态。从其诗歌的情感取向可知，他既有对台阁体的继承与模仿，又有对台阁体的纠偏与抗争，其诗歌成就在明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气势·厚·化境──贺贻孙诗歌美学述评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爱国诗文家,诗歌美学十分丰富。一方面,他从诗歌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时代使命出发,认为诗歌是源于一种“不平之气”,应当陶写“哀怨”之情,进而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出“吹沙崩石,掣雷走电”的气势美,使“不平之气”一吐而后快;另一方面,贺贻孙又能自觉从诗之本体出发,主张诗歌的“神厚”、“气厚”,高扬主体之神,使诗歌呈现出浓郁、深远、蕴藉美感。同时,贻孙还承续了庄子的“神化”思想,结合自唐以来的境界理论,用“化境”这一范畴标示他心目中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贺贻孙是诗学史上丰富论述“化境”的第一人。     

论英语诗歌语言的"前景化"

诗歌语言源于日常语言，它灵活多变，涵义丰富。同时，它又因诗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具有显著的艺术性和变异性。“前景化”，作为诗歌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诗歌赏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通过举例分析“前景化”的概念及类型，“前景化”与变异的关系，“前景化”与显著性的关系，“前景化”对于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和线索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诗歌本质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于诗歌的本质问题是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诗论对这一问题有过较深刻的论述 ,但比较分散。诗歌的内涵从“诗言志”到“理、事、情”并举是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诗赋欲丽”到“诗与文之辨”,使诗歌的特征越来越明晰。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和“诗教”说。诗歌本质学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川中磨溪构造龙王庙组流体包裹体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对四川盆地磨溪构造下寒武统龙王庙组储层中所充填石英与沥青的关系、石英中流体包裹体进行综合研究,探讨油气藏的成藏过程。通过对龙王庙组储层白云岩标本观察、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镜下分析、显微测温表明,形成于石油热裂解后的石英流体包裹体主要为气液H2O包裹体、烃-H2O包裹体和纯甲烷包裹体。气液H2O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峰值为210~230℃,纯甲烷包裹体的密度为0.214 8~0.299 7g/cm3,流体的捕获压力为73.10~153.74MPa,峰值为100.00~135.00 MPa,显示明显的超压特征。说明古气藏保存条件较好,现今气藏仍旧具有超压特征,应为古气藏经调整后重新聚集成藏的结果。     

论初唐四杰的人格精神与唐诗刚健风格的形成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位与初唐宫廷诗人御用性不同，在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与他们自己独特的身世遭际中形成的健康的儒侠互补的人格精神，使他们具有崇尚雄词健笔的诗学理想，诗歌创作中把儒家的功名理想与任侠尚武的民间性结合起来，诗歌华彩而不伤气骨，有刚健之风，基本具有了盛唐之音的风格内涵，担当了引领唐诗走出了六朝低迷轻艳诗风低谷的重任。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