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生平史实几个问题的辨正和补充

蒋光慈是活跃在我国二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上的作家,是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他留下的生平资料极少。近年来不少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些回忆     

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

革命者形象是蒋光慈小说中重要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形象类型繁多、特征鲜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蒋光慈的小说是对创作革命文学的初步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缺陷,可是作为革命文学先锋代表,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从公正的角度去评价。     

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

在革命文学占领中国文坛的年代,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抛开了以往革命文学的写作套路,选择了流浪异乡的白俄贵族妇女丽莎作为书中的主角。而且在改换了人物和题材的同时,还改变了创作手法,这明显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套路格格不入。在其写作生涯中,这成为他一次大胆的尝试。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茅盾的女性书写与革命话语

考察茅盾的文学实践可以发现,他在内心深处将革命文学奉为圭臬,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并且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向此目标靠拢。茅盾善于选取时代潮流中的女性作为革命理念的载体,其小说创作的脉络又表明作者试图通过女身来表达自己头脑中的革命理性秩序。然而其文本中新女性生存意义却面临被革命消解的处境,各种声音在作家脑海中宣泄自我,女性个体生命逻辑与作家主观愿望、潜意识交锋冲撞,使得其女性书写与革命话语呈现交错渗透、错综复杂的面貌。     

鲁迅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

鲁迅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的小说确立了乡土小说的规范,众多乡土作家在鲁迅和他作品的影响、启发下走上乡土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反封建主题、关注妇女命运、批判国民劣根性,以及人物塑造、结构艺术诸多方面,其他乡土作家均与鲁迅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在悲剧风格上,特别是"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一点上,更有着惊人的一致。     

路翎小说美学风格刍议

作为七月派主将的路翎,其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独树一帜。小说中呈现出的尖锐性和异质性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也包括众多评论家的指责。路翎在创作中开掘出了"疯狂"等美学特质。无论是与他的前辈作家还是同辈作家相比,路翎的写作都是一个独异的存在。     

沉浮于时代大潮中的特定一群——试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一 作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的一个倡导者,蒋光慈在理论和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历史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群众已登上了政治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生活送到了不需要的位置了。”①因而他大声疾呼,要求新文学作家去反映和描写工农民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蒋光慈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刻画最为成功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作家情感倾注最多的也是青年知识分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论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创作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是作家进行创作时须信从和服膺的原则和方法,这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彻底丧失或严重异化。20世纪60年代初,汪曾祺对这样的创作局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停止了小说创作。20世纪70年代末,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进行了反思,带来了独具审美品质的诗意文本,消解了僵硬的当代小说创作模式,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世纪末“新写实”的转变——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崇高”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解构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倡的“崇高”,而刘恒创作于9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却一反这一路数,着力张扬了小市民与命运抗争的宝贵精神,使小说充满了崇高的意味。     

人道立场向革命话语的潜进——论柔石审美心理结构的转换

作为一名受“五四”精神哺育的知识分子，柔石的作品从自悯、悯人情怀到拯救意识的凸显，再到革命的呼号，清晰地折射出了知识青年由人道主义转向“左翼”立场的心路历程。这种转换是世界革命文学的影响、革命青年的激进理想，以及理性效用的追求使人道立场让位于革命话语的自然转换。     

谭人凤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贡献

谭人凤是孙中山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成员。从1904年加紧在会党中活动,准备响应省会长沙起义起,到1920年4月病逝前,他参与策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他坚决反对南北议和与优待皇室;坚决与同盟会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做斗争,尽心尽力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坚决反对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与独裁,反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复辟。充分体现出了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不屈的斗争精神,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左翼时期的艾芜

青年时代的艾芜经过6年的流浪辗转来到上海加入“左联”，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事与愿违，他在这里无法找到自己追求的自由和理想，并陷入巨大失落和迷茫中。后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创作《南行记》，想在各色人等的流浪生活中，再度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从《南行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心灵与社会的纠葛，那是现实与梦想、感性与理念的复杂交织。他时常感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尴尬，但是依然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艾芫将继续远行，继续流浪；他将继续寻找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革命：别一种上海——浅论蒋光慈的上海书写

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上海书写成功借用了“上海”这一特殊空间复杂的“现代性”和殖民性质,营造出一个物质绚烂而又革命激进的另类摩登城市。通过对蒋光慈小说中关于上海的书写进行分析,能使我们对左翼作家的都市书写有新的认识。     

蒋光慈祖籍丛考

中国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祖居何处,众说纷纭,其中“河南固始说”较为普遍。针对此说,从地方史迹、家族宗谱、实地勘察等方面寻找论据,根据蒋光慈祖籍变迁情况,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蒋光慈父子和河南固始关系虽密切,但蒋光慈乃“皋城（六安）蒋氏”后代,而非源出河南固始县“兴八公”蒋姓后代。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但凡论及何其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的"延安道路"。在否思革命的"八十年代"话语共同体中,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改造之间的压抑与反抗结构,着力建构了一个分裂的何其芳形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及文学的独立价值被突出强调,而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借助人文互证的"双重证据法",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并呈现出何其芳奔赴延安及其后为人为文道路背后的多重复杂纠葛。     

新中国“工业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农兵”文学之首的工业小说并没有获得如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长足发展和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有二：一、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因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使得工业小说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语境中，难免呆板、僵化。二、作家自身经验的缺乏也是导致工业小说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蔡锷感愤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国民缺乏日本、欧美等国的军国民精神,并从教育、思想学派、文学艺术、社会风俗、体育锻炼、武器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弱不堪战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其核心就是陶铸＂国魂＂,以新的＂国魂＂振奋全民族的军国民精神。蔡锷以军国民主义为基础,在近代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近现代革命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与一大批杰出将帅的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