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地区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研究

通过描述侗族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间段的不同与相同表现,展现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经过历史的淬炼,以更适应国家体制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式,巧妙地与正式制度共存于当代侗族社会的规范体制中。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的一定时间内,该地区的民事纠纷处理机制仍以这种多元的形式存在;而该地区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也能为熟人社会的纠纷解决提供启示。     

农村纠纷解决的传统策略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农村中越来越分化为独立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经济相关度降低,导致了农村社会的纠纷增多。传统策略所依据的乡村共识出现解体,而这种解体又带来了暴力解决纠纷事件的增多。相对于暴力手段,理应引入法律的因素,使法律成为纠纷解决的最终方式,同时构建传统习惯与法律相结合的纠纷解决体系。     

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之思考

目前,我国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严重影响了乡土纠纷的顺利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因素的影响及诉讼自身的局限性。然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尽管早已为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但也受到市民社会的影响,其解纷的功能正在日渐削弱,加之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而,乡土纠纷解决机制宜走多元化道路,应在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吸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转型期自然村性质的再探讨

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不仅行政村是个半熟人社会,自然村也是个半熟人社会,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于半熟人社会的实际,同时面向公民社会这一未来愿景,建立多元化复合治理体系。     

乡村纠纷之仲裁解决初探

我国现行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自决、和解、调解、行政机关处理、诉讼。由于种种原因,在乡村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仲裁方式尚未纳入到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之中。本文分析了仲裁在解决乡村纠纷方面的特点、优势和困境,并从解决乡村纠纷的角度提出了现阶段完善我国仲裁制度的建议。     

“北川模式”与几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凸显，不断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的热点之一。“北川模式”、“南通模式”、“厦门模式”、“陵县经验”、“枫桥经验”是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它们各自基本内涵的异同进行比较后发现，“北川模式”更符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更值得借鉴与推广。     

滇东民族地区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方式调查研究——以罗平县鲁布革乡、富源县古敢乡为例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解决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司法的先天劣势,也与我国传统乡民普遍较为看重纠纷解决者权力背景的心理契合。针对滇东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在采用行政方式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应构建"四位一体"的纠纷解决模式,完善公安派出所、乡镇政府的纠纷解决功能,重视民族风俗习惯与制定法的调适。     

法治背景下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社会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变,随之而来的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纠纷。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旧有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已无法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中的纠纷应如何得到有效地解决成为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话题。文章通过以过程分析法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框架,对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分析和评价,探究是否存在一套有效的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治背景下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ADR与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

ADR，即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并独立于传统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方式，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调解是ADR中最有发展价值的，我国调解制度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有其自己的特色；文章针对我国的调解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与缺陷，论述了在我国建立ADR机制是完善我国调解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我国法治与世界法治接轨的重要措施。     

和谐社会纠纷解决路径之探析

为适应和谐社会秩序之纠纷解决的需求,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资源,必须建立以司法判决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纠纷,并在法治框架下,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各种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     

对农村纠纷解决方式的几点思考

目前,社会中存在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社会救济中的调解方式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公力救济,即法律（诉讼）方式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陷入困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深入,农村现有纠纷纠纷方式呈现出弊端,本文试图分析相关原因并提出完善建议。     

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与重建——从舅权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所起作用中引发的思考

从传统社会到准军事化社会再到改革开放至今,原先完整、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呈现失落的态势,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途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舅权的变迁也正体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这种变迁历程。但在现代社会实际纠纷的解决中,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好,而且对于纠纷双方的关系是撕裂性的,甚至间接使得纠纷演变成悲剧。因此,基于现实经验生活中被人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以及"现代乡绅"所给予的启示,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传统、自下而上的以法治为主,以社会化、专业化为辅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基层纠纷。     

法社会学视野下高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纠纷解决研究

在社会转型期,高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纠纷解决面临困境。本文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探寻纠纷解决过程中习俗、社会、法律、秩序与和谐校园之间的关联,认为传统丧礼的内在功能、社会间的不信任、＂有利＂原则的奉行及情理大于法理的思维模式是驱使非正常死亡学生家属行为处事的内在动因;尊重习俗,建立家校互信、非讼解纠、合法合情的赔付救济三大机制,是妥善解决高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纠纷的有效途径。     

浅议民间调解在熟人社会中的拘束力

民间调解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民众自发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本身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高效性。这种方法在熟人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是熟人社会中解决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民间调解在熟人社会中的拘束力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交往的基础上的。根据交往的不同程度,熟人社会可以分为乡土社会和邻人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民间调解建立在家族权威或者地方权威的基础上,其调解的效力在家族或地方中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在邻人社会中,人们相互间关系不再是家族式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但是,在邻人社会中人际关系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正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也保证了调解的有效性。     

纠纷的“和平演变”之路——浅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本文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     

清至民国桂北民间纠纷治理研究——以桂林地区契约、碑刻为研究视角

桂北地区的民间纠纷历史资料,如契约、碑刻、诉状、判词等对于研究清代至民国的社会变迁和桂北人民对解决民间纠纷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价值。文章通过解读大量原始的契约、碑刻等史料,揭示出清代与民国时期,桂北地区民间解纷权威在官府、中人（村老）之间的变化,即：国家的权威不断渗透到乡村中,广大民众逐渐接受国家法律的洗礼;而民间的乡村精英们权力却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乡村统治的边缘。     

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析

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一个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乡镇司法所为主体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为主体的仲裁裁决及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判决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     

"无讼"与非讼解决争议方式

在中国传统法“无讼”目标的指引下，形成了调解、调判等司法传统，其对当代诸种非讼解决争议方式具有深远影响。审视历史并正视现实，应充分理解非讼解决纠纷的积极意义，加以借鉴、继承才是理性的态度。将诉讼方式与非讼解决纠纷机制结合起来，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是通过非诉讼方式将解决纠纷与提高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效率相协调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司法确认制度充分发挥着其提高司法公信力及纠纷解决机制多样化的作用。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在现实应用中也显露出一些操作过程的弊端,须进一步完善。     

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析

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一个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乡镇司法所为主体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为主体的仲裁裁决及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判决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