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对新诗演变轨迹的深度勾画 ——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展现出的叙史方法和诗歌观念,既强调诗歌的本体要求,又关注现代经验对诗歌行程的裹挟,富于创见地打破了习常的线性、平面编排诗歌历史的套路,深入揭示了隐含在破坏期、建设期、分化期等阶段背后的重大诗学问题该书以“诗形”、“诗质”贯穿新诗演变的问题史,这种以历时性为经、以共时性为纬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近年来新诗研究中具有超越性和独创性意义的一部重要论著。     

论艾青的诗歌语言

艾青在诗歌语言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把“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当作诗歌语言的最高规律，强调“绘画入诗”、“题材的语境”的重要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其主要的语言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质朴自然．由于情感直达本质而产生了“动情”的艺术魅力；简约、明快，由于弹性强、张力大而给审美者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能够充分地释放审美着潜在的意蕴和情绪，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艾青引绘画入诗使用色彩达34种之多，同一诗中不仅颜色间彼此协调，组织结构合理，而且与其主题也紧紧相扣，十分和谐、题材的变化导致语言使用材料的变化，语言为题材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语境。艾青在诗歌语言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表现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质朴自然的大众化语言风格；在新诗史上树立了精典大众化诗语的典范。艾青诗歌谣言对新诗的影响主流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影响。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新诗创作至今，中国新诗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新诗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成果丰硕，成就斐然。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都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地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     

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

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经百年,至今仍未“成型”。一是诗人群尚未“成型”。他们没有稳定而健康的积淀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心理结构,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足,不能自我更新传承。二是诗学尚未“成型”。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超稳定结构的诗学体系。三是诗歌形式尚未“成型”。没有形成那种为广大社会公众普遍认可、高度体现诗歌的本体特质、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而脱散变形的诗歌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一些诗人主体精神失落、艺术修养低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些均严重阻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

从中外诗歌发展史上看，世纪之交会带来孕育诗歌大变革的机遇。２０世纪的中国新体诗经历了“一波两折”，成就不小，问题很多。２０世纪末到２１世纪初，诗歌界如能做好充分准备，可望在２１世纪中叶迎来中国新诗的大变革和大繁荣     

中国诗歌的主流意识和最高境界

中国诗歌的主流意识和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反映着我国诗歌的总体特征。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可使正处于低谷中的新诗创作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重构“经典”的难度——以《中国新诗总系》（1950-1970年代卷）为例

经典的遴选是有难度的。它的选择不仅与编选者的审美标准有关,同时还深受编选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文学制度的影响。《中国新诗总系》（十卷本）是新世纪以来由多位专家、学者在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新诗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呈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新诗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也重构了百年来中国新诗新的经典。而《中国新诗总系》中的《1950年代卷》、《1960年代卷》、《1970年代卷》所选诗歌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波诡云谲时期的诗歌实践,它们彰显了中国新诗（文学）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纠缠迎拒的复杂关系。编选者在编辑这三卷时的趣味、标准及其矛盾昭示了中国新诗经典的＂重构＂,不仅是编选者们的一次美学行为,更是一场文化对话行为。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关于"朗诵诗"的讨论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艺术家们为促进诗歌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纠正“纯诗”的影响,使抗战诗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对“朗诵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在“朗诵诗”的存在意义、“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上。这种讨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口语化、散文化,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     

重评胡适的《尝试集》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学革命,诗歌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白话小说一起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白话诗的创作,实际上在“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酝酿阶段即已开始。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1919年以前,就已经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其中,尤以胡适写得最早,最多,并且把它当成文学革命的实践和试验坚持下来。他们的白话诗,为中国诗歌的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作为新诗对     

黄遵宪诗歌新论

黄遵宪的诗歌在很多情况下还被一些成见蒙蔽着。在旧诗和新诗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通约的前提下,黄遵宪不可能在旧诗的范围内为新诗的转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没有出现一个“直接过渡”的问题。进化的意识代替了诗思,黄遵宪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是一个处于文化破碎情形之下的少见的表达者。     

时代精神宇宙万汇与心灵的交响——论陈敬容的诗歌精神和艺术风采

陈敬容既深受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熏陶和“五四”新诗精神的洗礼,又深受西方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影响,使她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意境统一与音节和谐的传统诗美,同西方象征派诗歌注重象征、暗示、意象迭加的艺术手法和哲理思辩自然地结合起来,其思想内容紧扣除旧布新的时代脉搏,成为“九叶诗派”主体倾向的真正代表诗人。     

诗的格律和新诗的“规范格式”（上）

诗歌必须有格律。格律是规矩、方法，是有规律性的自由。诗歌的韵律要素和造型要囊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凝结物。新诗的规范化也就是总结、创新和发展。对新诗“规范格式”的总体要求：利用传统、立足民间、适应现代，面向未来，新诗“规范格式”的具体设想和若干例证。     

鲁迅新诗艺术手法琐谈

鲁迅是我国早期用语体写新诗的拓荒者之一,对“五四”时代新诗的形成和发展,作过不凡的贡献。然而拿他自己的谦逊之话说,“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做新诗是为了“打打边鼓,凑凑热闹。”“五四”前夕,鲁迅虽在教育部任佥事,实则正处在抄古籍的沉默生活之中,但内心却蕴藏着燃烧的火种,他是受到时代巨浪的激荡,才提笔写出了中国现代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又创作了《梦》等几首新诗,以文学为战斗武器,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这些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浅论庞德《华夏集》翻译的创造性

伊兹拉.庞德是20世纪英美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现代派著名诗人,而且也是著名批评家和翻译家。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开创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他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歌,把中国诗歌传统带进了西方现代派文化之中,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他深信中国诗歌能为美国新诗"提供具有伟大的价值和实用性的品格"。     

黄遵宪诗歌新论

黄遵宪的诗歌在很多情况下还被一些成见蒙蔽着。在旧诗和新诗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通约的前提下，黄遵宪不可能在旧诗的范围内为新诗的转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没有出现一个“直接过渡”的问题。进化的意识代替了诗思，黄遵宪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是一个处于文化破碎情形之下的少见的表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