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所做的科学传播,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在知识、方法和社会建制三个层面上,系统阐述了科学所蕴涵的求真精神,而以人文思想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又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启民智、推进民主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开始触及到科学的灵魂,实现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从而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革新,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近代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家“道”之争辩——中国近现代中西体用视阈下的探究

科学与道的互动是贯穿科学观念近现代演化过程的主线。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下,道的内涵被逐层审视,科学观念在与道的碰撞中趋于完善。初始阶段,洋务派思想家注重器技的功用,用器技维护圣王之道。过渡阶段,维新思想家对科学内涵的理解拓展至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的融合渗透至道的全部方面,科学具备了道的形态。成熟阶段,知识分子用科学审视道,科学成为价值标准。道在与科学的比较中凸显出本有的人文价值。在此,围绕科学与人文的争辩悬而未决。从科学与道的互动视角疏辨思想的流变与脉络,可为研究科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互动提供动态图景与逻辑理路,也为当今时代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梁启超科学观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的理性审视

"科学"一词内涵极其丰富,既有形上层面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也有形中层面的科学方法、科学知识,还有形下层面的科学结果、技术成就。梁启超侧重于从形上、形中层面阐释科学,重科学精神轻科学结果,明确区分"学"与"术",构成五四期间科学启蒙、思想文化启蒙、现代性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后期,他高举人文大旗,反对科学一层论,有利于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谐。晚年梁启超的科学观常受人诟病,被视为科学的反对派,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讴歌科学,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维护科学权威,在科学史研究、引导子女走科学研究之路方面,践行着自己对科学的信仰,是今人学习的楷模。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歌德,西贝克和歌德的《颜色论》

歌德、西贝克和歌德的《颜色论》杨建邺，李香莲歌德是人类思想史上把诗人、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这三者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典范。──Ｔ．Ｋ．季米利亚捷夫十八到十九世纪，在自然科学即将发生重大突破的前夕，在德国出现了一位继达·芬奇（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     

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本文首先从观念与境的秩序之网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近代变迁过程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的内在联结；从一致性形成的合理性结构，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在一致性形成机制上的异同之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进行了比较。     

自然与奇迹:论施莱尔马赫有关奇迹的形而上学批判

一直以来,如何从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合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宗教奇迹的产生与存在,对于众多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作为19世纪颇具影响的一位哲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尽管施莱尔马赫认为奇迹破坏了作为宗教信仰根基的绝对依赖感,尽管施莱尔马赫认为自然有机系统并没有为奇迹留下任何存在空间,然而,施莱尔马赫对奇迹的批判却并非是基于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相反,施莱尔马赫对奇迹的批判最终还是落脚在一种哲学性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来自于他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和理解。因此,当施莱尔马赫针对奇迹的形而上学批判最终导向对这种批判本身的反驳的时候,这一批判从哲学层面上讲最终归于失败。     

自然与奇迹:论施莱尔马赫有关奇迹的形而上学批判

一直以来,如何从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合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宗教奇迹的产生与存在,对于众多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作为19世纪颇具影响的一位哲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尽管施莱尔马赫认为奇迹破坏了作为宗教信仰根基的绝对依赖感,尽管施莱尔马赫认为自然有机系统并没有为奇迹留下任何存在空间,然而,施莱尔马赫对奇迹的批判却并非是基于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相反,施莱尔马赫对奇迹的批判最终还是落脚在一种哲学性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来自于他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和理解。因此,当施莱尔马赫针对奇迹的形而上学批判最终导向对这种批判本身的反驳的时候,这一批判从哲学层面上讲最终归于失败。     

竺可桢与科学史学

本文通过对竺可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次科学史观念变化的深入考察,挖掘追溯了竺可桢的新观念的来源,发现通过英国左翼科学家的著作,竺可桢受到了其背后所隐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的影响,体现在竺可桢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上,从而为认识竺可桢的科学史学思想及其时代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     

科学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定位

科学文化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概念,而是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活动论概念.科学文化的形成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性的内涵,当代中国应当建立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两种文化融通汇合的新型文化体系.     

另眼看默顿科学社会学

在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其思想资源之一,而且充当了某种理论参照系的作用;同时,默顿科学社会学强调科学的自主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科学依赖经济需要和物质生产的观点,既是一种"反调",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制度的研究是开创性的.这种研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看到的关于科学社会本性的许多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     

论“边界对象”对“第三阶段科学传播”的拓展功能

在"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出至今的近二十年中,尽管元理论得到广泛认可,但其现实感召力和现实到场的程度仍存在局限;同时,纵观国内现有的三种科学传播研究范式,均未能真正回应"第三阶段"的内在诉求。文章认为,为缓解这两大问题,可引入"边界对象"的概念。文章主要论述此概念如何拓展"第三阶段研究"的方法论、理论与"第三阶段科学传播实践",以及如何使三种已有研究范式体现出具有"第三阶段意味"的"整体性特征"。以此,为拓展、推进"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供一种思路。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两种不同表述的内涵与统一性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本质"的两个命题虽然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内核和论证方法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内容上看,1938年"科学的本质是研究"和1953年"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蕴含了科学"对现实之物的干预性加工"、"方法对科学的胜利"以及科学"专业化"的必然性与积极方面,体现了海德格尔科学思想的深邃和丰富性的一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两个命题通过"对置性"(Gegenstndlichkeit)这一概念贯通起来,体现了其思想与方法论上"一致性"的一面。只有把这两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命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这两种论述基本上包含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的其他命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不迷恋确定性、严格性与客观性,立足于"存在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此在的生存",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     

论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

理论思维有概念、意象、意向和意念四大基本要素,有“所思的判断”和“能思的自证”两大品格,以及逻辑思维、虚拟思维、辩证思维三个基本层次;科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科学抽象,系统思维、层次思维、极点思维是科学思维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式。在我国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至少发生了两次断裂。在科学倡明的今天,呼唤二者协调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胡塞尔科学批判思想探析

胡塞尔的科学批判主要有三点：①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观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导致了欧洲文化危机及自身意义基础的丧失；②现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且远离生活世界，使人们误把数学化的自然当成自然本身，形成封闭的、客观主义的自然观；③结果是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导致了科学的认识论之谜，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成为问题。本文认为，胡塞尔的科学批判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不恰当的：①实证主义科学观固然不是健全的科学观，但现代科学自身却不是意义、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领域；②尽管数学化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但数学化却是现代科学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③胡塞尔反对任何实在论的自然观，但这种自然观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重建科学划界标准

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曾试图用一种特征作为标准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他们过于简单化的做法都归于失败.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反对科学的本质的做法是与科学精神相悖的.本文试图避开以往科学划界标准的缺陷,根据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的特征,提出多元的科学划界标准.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绩效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绩效评价方法和影响因子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构建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