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帝 ”界说与黄帝精神——兼谈陕西黄陵甲申“中华大祭祖”

“黄帝”其称，拥有非常悠久、丰厚的历史底蕴。黄帝既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亦堪称“中华民族祖先”。他开创的“黄帝精神”，具有“容、实、创、持”等基本特征。汇入当代“文化自觉”大潮的甲中(20044L)“中华大祭祖”，是古今“公祭黄帝”史册中由“政治功利”复归“精神功能”的里程碑。     

《史记》的体制结构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史记》的五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历史编纂方法，而且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形象反映。它记事起于黄帝，表现了司马迁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史记》的体制结构象征着历史的大一统方向。《史记》结构上的尊汉倾向厦其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是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     

龙、龙图腾与龙的传人——兼驳一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未曾存在过龙的图腾，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是“误谈”，这是不了解龙产生的历史及龙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历史记载、考古事实等都证明，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人祖伏羲、女娲，到炎帝神龙氏、黄帝轩辕氏，直至夏禹一族均为龙图腾——龙之传人；中国南北许多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都是龙。龙是中华凝聚力的象征、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象征、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象征。     

从《论语》看“万世师表”的孔子形象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素以文化昌盛著称于世,这是与我国教育事业的悠久历史分不开的。而孔子,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师,曾被后世誉为“万世师表”。孔子死后,特别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解放前夕,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的影响来为巩闹他们的政权服务,于是孔子先后有“素王”、“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等尊号,在他的家乡曲阜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孔庙、孔府。孔子被     

泰山奇石“飞天”被估价百亿

泰山为五岳之首,灵岩寺为四大名刹之首,五与四合而为九,九为天下数之首。连接泰山与灵岩寺的地方隶属于济南市长清区武家庄乡,该乡位于泰山之巅的西北方,灵岩寺的东南方,为泰山八卦之“乾”位,即泰山八门之“开”门。     

论泰山文化的历史价值

泰山最大的特色是以她雄伟的自然形体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华民族的社会人生、政治历史、哲学文化、世俗观念等各种意识形态因素互相磨合、互相影响、互相振荡、互相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凝聚”“支撑”的作用。其“凝聚”作用之持久,“凝聚’影响之深刻,使中国幅员内所有名山高山望尘莫及。 我国古代对民众群体的分布向有东夷、西夏、南蛮、北狄之说。据现有地下出土文物推测,在距今六千年以前,我国的东西南北中各地,都存在着人的群体。因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传说,是可信的。     

文化象征的符号——《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刍议藏族文化中的双色式符号“黑白/红白”及其文化象征

文章以双色式象征符号“黑白/红白”为切入点,对其两极性成对式出现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在苯教、佛教、艺术、民俗等不同文化背景中象征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梳理,探讨出无论是根植于原始苯教文化中的“黑白”对立统一关系,还是被古印度佛教文化所影响的“黑白”与“红白”对立统一关系,这两组二元对立构成的象征寓意分别与苯教教义和佛教教义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大思政课”视域下泰山文化育人路径创新研究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泰山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蕴丰富的思政元素,承载亟待挖掘的育人功能。泰山文化所彰显的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进取精神,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拔山扛鼎、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是体现“大思政课”育人的重要文化资源。而泰山文化资源认同程度与推进“大思政课”的思想认识之间、泰山文化资源系统整合与推进“大思政课”的目标之间、泰山文化育人方式创新与推进“大思政课”的形势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要求在大思政课建设中,一是要注重兼容并蓄,打造特色校园环境;二是要大力弘扬泰山包容精神,加强思政内涵建设;三是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思政育人方式创新发展。     

泰岱钟灵名士多 ──《泰山名人文化》评介

东岳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历代名儒硕士展履踵接，故自孔子《邱陵歌》而下，佳篇短制，美不胜罗”（《泰山述记》卷七语）。泰山作为中华名山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构成其文化主线之一。近年来泰山学界对这一文化内容予以充分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独具匠心、颇富新意的探研力作，如徐北文先生《石介及其泰山学派》（载《海岱小品》）、骆承烈先生《孔子与泰山》、孔繁信先生《终老泰山的杜善夫》、王传明先生《于慎行与泰山》（均载《泰山研究论丛》）等，皆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声。近出之袁爱国先生《泰山名…     

中国古代“公车族”

“车”的发明，中国文化典籍记载错杂。《管子》曰：“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园曲直皆中规矩。”《吕氏春秋》曰：“奚仲作车。”《山海经》曰：“吉光始以木为车。”《说文》曰：“车，夏后氏奚仲所造。”《汉书》曰：“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释名》曰：“知者创物，巧者述立，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后人多数承认的造车者，是奚仲与黄帝。因为奚仲是黄帝的后代，故追到老根儿，还是黄帝。车，发明制造出来了，谁坐呢？墨子很天真，他认为“圣王作为舟车”，乃“便民之事”，“是以民乐而利之”。以车代步，君子…     

由“被告”、“败者”到“对话者”——20世纪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主题研究

一般言之,"父亲"在家族小说中是权威和传统的象征。然而在20世纪的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则经历了一个由"被告"、"败者"到"对话者"的嬗变过程。这一嬗变过程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亦具有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夏商周与泰山文明

一、夏商时期与泰山文明 关于夏代,一般的说法是夏代由禹的儿子启建立。照此说法,夏当在泰山文明所统摄的范围之内。因为提拔禹为部落联盟领袖的舜,据历史记载,其一生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孟子·离娄篇》中讲,“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与负夏(负夏又作负瑕,春秋时鲁邑)……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中讲,“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在泰山北麓,即今之济南千佛山,雷泽在今菏泽鄄城境,寿丘在今曲阜一带。舜的葬地也是在山东地区。《困学纪闻》引薛氏语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何幼琦据《大荒南经》中的“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句推断,葬舜之地苍梧在今沂水之东。由以上可推断,葬舜之地大致在今莒县莒南一带。     

曲阜乡村文化的百年变革及其启示

20世纪上半叶,曲阜乡村延续了旧有的文化传统,存在于乡村文化中的仍是援礼于法、融法于俗的浑然天成的礼俗秩序。1949—1978年的30年间,一系列国家建构的制度性变革和组织重构深刻地影响着曲阜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但由于生成现代文化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曲阜乡村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价值层面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曲阜乡村文化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都开始面临着全新的转型。曲阜乡村文化百年流变的启示是：乡村文化的转型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乡村文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文化的各级层面“均衡”着力;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乡村文化转型的最优路径。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有关诸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了宋真宗封禅大典，将杨家将的成名广播于泰山，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是“山东穆柯寨”与“穆桂英”艺术形象的直接源头；而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郎过招的情节，则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一个关键链环。泰山周边众多杨家将遗迹的出现，实基于上述这一复杂而有趣、离奇却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     

释古文字“盟”与古文化“盟”

在历史悠久而涵造宏博的华夏文明中，传统习尚之约盟礼俗，亘代承续，流布深广，经久演递为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而“盟”的古文字形构即取象于“盟”的古仪物形貌。显然，结合古文字“盟”与古文化“盟”讨索，便可交相参验，从而互为印证。关于“盟”字的结构，古《说文》学家据篆籀古文之“盟”而有歧解，古文字学家对殷虚卜辞之“盟”亦有异词。本文贯通文字、音韵、训诂，追溯历史文化表现形态，结合文献学、民俗学、词源学、语义学诸相关学科进行探究，辨析了“盟”字的初始造型与衍生变体。而在考释古文字“盟”的过程中，则发掘其潜在的文化蕴涵，阐明了富有鲜明民族色彩的古华夏“盟”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历史中的“性别”解读——以孝子图像中女性形象为例

以考古发现及古代流传的“孝子故事图像”为中心 ,讨论“二十四孝”形成过程中的女性形象及“社会性别”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诸问题。其关注的要点有 :儒家伦理与行动———“孝道”中的女性形象 ;古代女性规范———“妇道”与“孝道”互渗中的女性性别建构。希望借助这个历史中的“性别”解读 ,拓展对中国妇女史、性别史以及两性关系等议题的讨论空间。     

侗族赶春社花脸形象的“双性同体”解读

文章认为,贵州黎平县龙额乡赶春社仪式活动中的花脸形象,以“双性同体”①的符号表征,“深描”了隐藏于古俗文化背后的意义结构。1．民俗意义上,赶春社与源自于中原古俗的春社祭祀社神祈求丰收大同小异;2．赶春社以捞鱼为仪式的核心,其寓意与“圣婚”时期人类对性活力、生命繁殖力的崇拜有关;3．花脸形象以符号聚合体的方式总合了前2个意义的蕴含,即以“双性同体”的符号方式,昭示“人类富有生命创造力和繁殖力的完美状态的周期性回归”的可能性和再度现实性。总之,人类学意义上,侗族赶春社花脸形象的“双性同体”符号表征,在于编织从属观念基础范畴的具有解释性功能、反映人类社会历史信息与普遍规律的意义之网,且在族群集体的信仰诉求的源头上规限及制约着一个民族对世界的定义与解释。     

“国山”建构的政治烙印

“国山”应属民意、文化范畴,其认定是个约定俗成的自然过程。但由于我国泛政治化传统,致使“国山”建构始终受到政治和权力干预,民国时期和近期均有此烙印。在当今民主化时代,理应将”国山”建构还给民间,并严防复古倾向。人民需要一个平民化、谦和性的泰山。泰山,应在与各大名山紧密协作、公平竞争中,互惠共荣,走向世界。     

天坛泰山—泰山与中国政治文化

2008年11月16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科联主办的“齐鲁讲坛—齐鲁文化走进北京大学系列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举行，由魏建等三位学者分别作了“中华泰山与泰山文化”的专题讲座。“齐鲁文化走进北京大学系列活动”开办以来，共有多位齐鲁文化专家学者、艺术家开始走进北大讲堂，系统地讲述、介绍、阐释齐鲁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中华泰山与泰山文化”是系列活动的第十三讲。这是泰山文化讲座首次走进北大，在北大校园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这里将讲座文稿选刊，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