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诗本源于性情之正--宋代性情观念与诗学

随着宋代道德形上学与心性学兴起，宋儒重新阐释了人性，并提倡涵养性情之正。由此传统的诗学命题亦受到改造，“吟咏情性”一变而为“诗本源于性情之正”，诗歌从性情的写照变成性情之和或性情之正的自然流露。考察了宋代主流性情论的特点及其对诗学的影响和渗透，并展示性情之正要求在为人与为诗上的一致体现。     

先秦儒家性情论及其相关理念的现代抉发

郭店楚简先儒文献《性自命出》等篇出土以来，儒家尚情思想受到关注。围绕着这一点，先秦儒家的性情论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抉发先秦儒家性情论之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相关的导欲、尚诚思想的现代价值，并探讨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的可能途径，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题。     

李覯《礼论》中“礼”之思想考论

作为北宋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李覯之思想非常宏富,而李觏其他方面成就往往为其思想成就所掩。《礼论》虽然只有一卷,却是李覯阅读经籍之后的参悟之文。李覯《礼论》中的核心思想是＂礼＂,＂礼＂之思想也是李覯经学、理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李覯所论之＂礼＂包括了＂礼之本＂、＂礼之三支＂、＂礼之四别名＂等几个方面。李覯＂礼＂之思想在现实社会仍有一定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万古之性情”的诗学价值

＂万古之性情＂是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提出的诗学命题,＂万古之性情＂的诗学价值表现在：对儒家政教观的超越、人伦大爱的浓缩和爱国情感的渗透三方面。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孟子性情观发微

孟子在《公孙丑上》中将对性善的论证诉诸人的情感体验。孟子论中的所谓“四端”之心，实即儒家传统性情观中的“情”。它被孟子理解为人性感物之后所自然萌生的最初的心理情感反应，它具有直确的、直觉的特征。孟子在儒家性情观伦理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最早尝试对情与欲加以二分。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出神入化"--关于先秦儒家性情观之源流的思考

先秦儒家的性情观，根源于情感因素在古代先民神性思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在《论语》中，孔子将积淀于先民神性思维和文化中的情感因素释放出来，通过“内在化”的途径返回灌注于人本身，以图引导人跨过“文明”的门槛，获得超越于“活着”的价值。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将孔子关于人性、关于情感的思考，化入各自的学说之中，并最终演绎出儒家性情观的各种理论形态。     

语境转换与意义重构——戴震对“存理灭欲”的误读及其文化动因

宋儒"存理灭欲"论从最初的语境应对,中经理学意识形态化而发生意义歧出,至清中叶又被戴震"误读"而重构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意义迁衍历程,反映了思想史上"意义"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在考察思想家对前人思想的批判时,应该关注其背后的文化动因,绝不可就事论事,要关注语境的不同与意义申诉的不同立场。     

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与《中庸》渊源考略

为复兴儒学,李翱首推《中庸》作为经典依据,试图重构儒家心性理论。《复性书》中,李翱以＂诚＂论＂性＂、以＂诚＂论＂情＂、以＂诚＂论＂道＂、以＂诚＂论＂明＂等,归旨于＂天人合一＂之境。本文以《中庸》＂诚＂的观念为红线,从性、情、道、明等角度,考察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与《中庸》的相承性,以回溯思想源流的方式梳理和反观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的渊源和脉络。     

饭店管理的“人本意识”与儒家文化——“仁”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文化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即是一种人本意识,它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它对现代饭店管理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而现代饭店管理中所提倡的人本意识也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论王充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儒家思想是王充的重要思想来源.王充本着求实精神对儒家思想作了深刻而全面地评判,但这并不是对儒学的否定,而是否定其不合理的成份--神化儒家圣人、迷信儒家文献和天人感应论.在此基础上,他吸纳其合理的成份--以礼治国、人性观点、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其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加以创新,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岳霖与冯友兰性情思想的比较研究

性情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金岳霖与冯友兰均以新实在论为学理基础,以逻辑分析法为工具,重新诠释了程朱理学的性情思想作为各自体系的基石之一。出于不同的理论目的,金岳霖与冯友兰的性情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都是程朱理学性情思想的现代发展。可以说,二者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传统性情思想的现代转型,比较研究二者的性情论一方面有助于探究传统理学的现代转型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说明金岳霖哲学的儒学性质。     

简论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三重意蕴

小说《孔乙己》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在很短的篇幅中融入了鲁迅对人性、文化人自我定位以及生存本质的美学思考。论文论析了该小说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三重意蕴,体现为社会结构下的人性反思、人与文化关系的两难悖论、对生命＂原初痛苦＂的悲剧性揭示。     

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我国古代文论的“性情说”

先秦时期,在强调“言志”说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性情的问题,如庄子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在荀子看来,性情是一种自然本能,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他还多次论述到,美的要求是出自人的性情的一种本能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     

读郭店简本《老子》的一点启示

郭店简书《老子》甲篇篇首说：＂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比较这段话与帛书本、今本《老子》的相关文字,可以发现早期道家在价值观上并不反对儒家的＂圣＂＂仁＂＂义＂等诉求。这反映了早期不同的中国思想之间,其实存在着互相映带、互相承认的共同境地。这种共同的思想境地,后来更逐步发展出道、儒、佛、西方哲学之间互相吸纳、互相融和的思想表现。这启示我们,在进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时,对于既有的思想文化资源,容当更多地关注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一致、互相融和的内容。     

在“动”与“静”的对立中施行情感教育——《<乐记>文艺思想初探》之一

《乐记》论艺术的社会作用,是从对人性的认识开始的。《乐本篇》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由此可见,《乐记》对人性的看法,既非荀子的“人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