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鱼”——索尔仁尼琴与苏俄“秘密文学”

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俄国“秘密文学”的卓越代表。他的创作是俄罗斯“秘密文学”光荣传统的一部分。他的创作经历是苏联时期地下作家苦难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创作，不仅延续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表现了俄罗斯文学的自由精神与专制压迫的永恒对立。     

八十年代寻根小说中的寓言化书写

寓言化书写是寻根小说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现代中的中国命运以及人类存在的终极追问的书写。它是对同时期西方文学的借鉴,也上续现代文学的寓言化传统,并为以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浅谈地域文学时空结构的"二律背反" --兼评贺享雍的长篇小说《怪圈》

文章揭示出了地域文学中的“时空悖论”;空间,即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它所独具的地方性,时间,即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之所共有的时代性,于是窨的地方性特色要通过时间性的传统文化来表现,时间的时代性价值要通过空间性的主流文化来体现,四川省著名的地域文学作家,“巴山作家群”90年代的代表作家贺享雍的新作《怪圈》,对解开这个“时空悖论”的纽结,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创作探索;化时空矛盾为审美张力,变民俗文化为艺术表达,寓主题象征于自然风物,用现代叙事讲传统故事。     

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文化意识反思

本文由政治的外在要求深入到作家创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层面探讨一体化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原因.缘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宰脉系的儒家思想约束个体而崇拜圣道所形成的艺术思维特征,作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在建国之初政治意识强化的时代特有环境下,归属到了服务政治的文学观念上,转化为一种极富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学的价值观念.它所形成的作家众心归一的创作凝聚力,使主流文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一体化发展基础.具体分析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创作还可以得知,传统文化精神对创作的一体化的自觉维护意识,还表现于思维模式的群体性特征上.它在作家的人生选择时直接与具体政治层面的功利意识连在一起,从不同向度上促进和强固着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体化特征.     

新时期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新时期的人文精神在传承古代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用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回顾与反思新时期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文学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所发挥的作用，对其内涵进行重构和再整理，对于更好地研究当代文学运用恰当的人文精神为文学增加新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学“大众化”与“底层”如何文学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担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大众化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下底层文学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它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导向和道德批判上,在审美价值、叙事方式上并无出新之处,无法产生间离化效果,它的持续升温,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文明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伍尔夫现代小说理论的萌生与发展

英国文学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即写实性精神、社会批判精神和传统小说形式。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英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继承和创新,她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挖掘出了传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先辈”。主要表现在:伍尔夫前期在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中进行现代小说的探索;伍尔夫中、后期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形式的扬弃;寻求现代主义小说的内容和形式。     

伍尔夫现代小说理论的萌生与发展

英国文学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即写实性精神、社会批判精神和传统小说形式.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英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继承和创新,她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挖掘出了传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先辈".主要表现在伍尔夫前期在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中进行现代小说的探索;伍尔夫中、后期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形式的扬弃;寻求现代主义小说的内容和形式.     

论当代吴越小说的精神内涵

本文从文化情感背景和时代文学特征出发评析吴越小说的精神内涵， 认为在吴越小说的精神表现上， 创作主体运用现代意识的观照和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是微妙地交杂在一起的，呈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缅怀和对现实变革既理解又尴尬的复杂的心态     

伍尔夫现代小说理论的萌生与发展

英国文学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即写实性精神、社会批判精神和传统小说形式.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英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继承和创新,她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挖掘出了传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先辈".主要表现在伍尔夫前期在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中进行现代小说的探索;伍尔夫中、后期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形式的扬弃;寻求现代主义小说的内容和形式.     

文学与权力——高尔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与苏俄国家领导人

通过具体的史料，分析了苏俄三位伟大作家与苏俄领导人的交往，以及由此对各自思想和创作造成的影响，从而探讨了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希望作家们能以索尔仁尼琴为榜样，承担起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中国文论“失语”说的理论误区

流行文坛多年的文论"失语"说,在看待文论遗产和文论传统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理论误区。其致命伤,乃是重"话语",轻"生活",忽视古今文论各自的现实基础。我国独创性文论话语的匮乏,实乃根源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失序,和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意义迷失,以及论者现实切己感和历史洞察力的薄弱。我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话语崇拜",从思想降到现实,从语言降到生活;以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实时代问题和学术问题;凭借其独特理论个性,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人道主义文论。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也应以此原则决定轻重缓急和取舍。学院派人士,尤应警惕回避矛盾的惰性和玩弄"话语"的"名士"气。     

继承与拓展:安南阮攸与中国古代咏史诗

安南大家阮攸,其汉文咏史诗秉承中越两国文学传统,并有所继承与拓展。就继承而言,有异于其他安南诗人的新特征,即诗中突出表现出对古代中华文人文笔擅长、爱国忧民、洁身自好等优秀品质的自觉追慕之情;灵活的诗体体式选择,表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技巧兼收并取的意识;咏史以抒怀、借古讽今等具体写法上,呈现出个性化色彩。就情感表达领域拓展而言,突破以往中、越文人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咏史诸题义,表达出安南本土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安南民族、国家代言人的品格,在咏史诗史上具有某种程度拓展。当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则是对宗主国清王朝的一种叛逆。     

政治文化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俄苏文学的接受

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由于苏联和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倾向于＂向苏联学习＂,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创作方法的选择深受苏联文艺的影响。对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文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来文学的接受情况,揭示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接受和文学创作鲜明的文化特质。     

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

中国源于古代的“明”一词在近代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是英语Civilization的译词。新义“明”根源于西洋，但直接来自东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在中国时兴起来。《时务报》中所出现的“明”一词的涵义及使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兴盛情形、日本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近代知识分子欲“变法图强”的强烈呼声。     

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文学书籍出版取向

处于知识分子转型时期，开明书店一班人确立了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和人间情怀。以此为依托，开明书店的文学书籍出版，呈现出文学本体价值与现实关怀相融合的取向特征，前者表现为以包容、“排俗”的姿态对出版物做严肃的选择，出版了大量的高品质文学书籍，后者表现为既以基本的道德伦理价值为准则关注社会，又与政治事件相对疏离。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的低俗性及其实证读解

20世纪20年代,由精英知识分子发起推行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其先进思想和艺术理念并没有全然进入中国电影制作领域.当时国产电影的生成基础是旧文化与旧文学,其观众主体的构成主要成分是城市中的下层民众,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也可以被称为旧市民电影,从内在品质和外在形式上都具有通俗性、娱乐性和大众性,即低俗性的整体特征.     

苏联文艺政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自苏联，从这个创作原则的定义到对它的各种阐释，我国文艺界都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对我国当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同志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后，特别是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立了“两结合”创造原则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受到冷落。     

中国苏区社会建设研究现状及思考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我国苏区社会建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阐述,并进一步指出其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对于继续深化苏区社会建设的研究以及促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