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自然与灾变中的技术风险——以地震灾害为例

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随机耦合性形成一时矛盾.自然灾变消解异己的人工技术、取消人类目的性的倾向,这种骤然爆发的自然力用强大的耦合作用来重组人工自然,迫使其重归天然自然,从而导致技术风险.人工自然的特异性越强,技术文明越先进,蕴舍的技术风险就越大,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变的损毁也越大.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类只有顺其自然、权衡利弊,通过改变人工自然创建模式来减少技术风险.     

论技术范式更替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兼论以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一部文明演进史就是一部技术范式更替史,技术范式更替是文明演进的主导脉络、基本动力、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文明演进则为技术范式更替提供问题契机和社会文化条件。现代技术范式具有高度的规模系统性、反自然反生态性和自主性,产生了生态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客观后果,使自然、社会、文化和人全面技术化,制造了严峻无比的人类生存困境。以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综合的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必然选择。     

技术异化及思维方式变革--兼评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统治的背后必然有其非技术的思想根源,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把解决技术时代危险的途径指向了"沉思之思"."沉思之思"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冷静地审视其行为的可能后果,但它却无助于技术异化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仍然充满着形而上学性.     

宗教的技术之维——一种可能的分析

在结构性上,宗教存在于互融之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等要素之中。由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分别是规训技术(社会技术)的元技术形态、实践形态和组织化形态,因而存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宗教存于规训技术;由于展示宗教教义本性的教义传播、展示宗教仪式象征特质的物态化媒介、展示宗教组织空间化形式的宗教建筑,分别基于以传播技术、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为标志的自然技术,因而宗教惟于自然技术之基上才能获得存在,或者说宗教存于自然技术。如果,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不可分割地构成着统一的技术。那么,存于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的宗教存于技术。据此,宗教之魅造于技术,技术祛魅之启蒙式理解的普适性值得怀疑。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启蒙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理性是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之过分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当代技术风险的自然主义之殇

当代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如何解决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使人类在技术应用形成的非平衡性、不可逆性、复杂性过程中,重启在自然中发生又回到自然的理性过程,这是人类文化实践的过程,又是技术自然化的过程。从技术风险的自然理解,到技术风险的唯理性、隐喻性和实践性,把技术运用的不确定与人类生存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基于自然主义理性前提的技术风险是科学文化实践的的逻辑演进过程,技术风险的文化反思是复杂性、多元性、特色性的理性路径,它兼容自然主义文化实践机理。     

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一方面作为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的中介和桥梁,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过程之中介和桥梁.把科学技术放在由自然到社会的生成过程,以及放在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的过程中考察,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两重性和技术的两重性,揭示科学作为要素和技术作为系统的关系,从而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以及二者的关系有新的理解.     

试论王符自然与人文和谐的思想

王符所著《潜夫论》中阐发了自然与人文的共同之祖——"元气"、自然与人文的共相之质——发展、自然与人文的共连之桥——智慧、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家——亲和、自然与人文的共和之途——知识、自然与人文的共亲之媒——技术等自然与人文和谐的思想,其创新之处正在于他把自然、科学、文化、生命真正有机地贯通了起来,实现了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避免了西方式的"主客二分"模式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为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自然和人文的真正和谐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宝鉴,对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必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论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统一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人和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与人和自然技术的关系问题同样重要,都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     

道家自然主义的技术观

道家自然主义包含着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自然”,其技术观也呈现出两种“技术”的特点：一种是物质层面可见的技术，另一种是文化层面不可见的技术。技术是顺应自然的产物，同时技术又可能产生背离自然的风险。道家对技术背离自然的揭示反映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技术影响文化发展，同时文化对技术发展又起着制约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合理运用技术来促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并在文化层面从根本上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技术理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三种新的技术理念：第一，和谐的技术价值负荷，倡导多元价值的对话与协商；第二，和谐的技术伦理观，扬弃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第三，技术批判与建构和谐，实时意识到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异化，积极建构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技术。     

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用技术形态论的观点，打开技术黑箱，具体分析技术的不同形态及其价值的负荷过程，有可能消解由来已久的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是人的目的的展现方式，目的的设定就负荷了人的价值。技术在其形态转化过程中由于技术活动主体的不同，便设定了不同的目的，负荷了不同的价值，并使技术的潜在价值现实化，乃至出现发明目的与创新目的的相悖，这就是技术价值的异化。研究技术异化应该特别关注技术的商业化过程。     

技术理性的人文反思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科学技术在为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灾祸。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宣扬而导致其人文缺失的结果，因此必须对技术理性进行人文反思。技术理性的人文关联为这种人文反思提供了前提，对技术理性人文缺失根源的分析为此种人文反思的决策提供了思路。况且，技术理性的人文反思，对我们正确认识曾在我国蔓延的“非典”，以及提倡“科教兴国”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来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自主的技术到技术的政治--L.温纳(Langdon Winner)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启示

本文考察了温纳的技术哲学思想.从研究自主技术出发,分析了温纳自主技术观的根基、表现,并在研究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温纳所提出的技术的政治,包括技术的内在政治性本质、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特征以及控制技术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的民主控制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技术；技术本身也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第二，马克思在对社会和技术及其变迁的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的方法。这与技术决定论的非辩证思维是根本对立的。     

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观比较研究

埃吕尔和温纳相继提出技术"效率"本质观和技术"政治"本质观,分别揭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影响,但却忽视了技术在其他社会领域的作用;他们的技术观在对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批判思想、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诸方面存在异同并有各自的认识根源;树立正确的技术本质观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严格区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的活动与非技术的活动,二是要坚持"人"的技术性本质,揭示技术的"属人"本质。     

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吗?--兼与刘立先生商榷

针对刘立先生"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现点及其论证,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相反的论证: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而不是市场需求.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内在一贯的.第二,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取决并适应于技术发展水平.这无疑是一种技术决定的倾向.此外,本文还对刘立"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的观点进行了驳正.     

论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     

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组织

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30余年来,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审定公布的规范科技名词在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新时期,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项工作正在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深化对审定工作性质、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认识,对与时俱进推动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技术价值观:指向人类自由的技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技术价值观构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并非抽象、孤立地理解技术价值,而是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在他看来,文化的内在生命和终极价值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自由,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其终极价值亦在于人类自由。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中,马克思从人的价值出发追问技术的价值,将技术价值与人的价值、文化价值统一起来,赋予其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使命,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