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黄草》系年辨

许世荣先生《杜诗〈黄草〉系年考》将杜甫《黄草》诗系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并认定此诗非夔州诗而是作于涪洲.针对许文,本文从三个方面辨析了其论之误.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涪洲之"赤甲戌"并非夔州之"赤甲山";从史料角度,说明《黄草》诗应作于大历元年秋杜甫客居夔州时,而不可能作于永泰元年五月杜甫途径涪洲时;从文学创作角度,说明诗人把不同时空人事捏和在一起的合理性.由此得出了杜甫《黄草》诗确实是大历元年秋作于夔州的结论.     

谢灵运诗地名考三则

一、西射堂不在城外谢灵运的《晚出西射堂》一诗,写的是深秋旁晚,暮色苍茫中,诗人步出西射堂,走出西城门,远眺西山,触景生情。诗的描写对象是西山。《温州府志》录此诗时,题名《西山》,很切实际。西射堂在诗中,原只是这次行动的出发点,对诗的理解本来不关紧要,但经注家的错解,反给读者带来了疑惑,所以有加以订正的必要。     

鲜于仲通生平事迹述评

鲜于仲通名向字仲通,他是南诏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唐朝权奸杨国忠由穷变通,得力于他的援助荐举;杨国忠政治上暴发后,推荐他作剑南节度使;天宝十载、率兵征南诏、大败逃归;晚年病故于汉阳,归葬于蜀川新政县嘉陵江西岸。《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给鲜于仲通立传,关于他的身世,主要依据有颜真卿所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关于他的行状,散见于过去史家的记述。     

略论杜甫对成都草堂内外景物的描写

杜甫善于写景状物,不但摹其形,而且传其神。他写的景多姿多彩,有的体现出阳刚之美,有的体现出阴柔之美,还有的显现出流动之美。他写的景多有寓意,有的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风貌,有的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有的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写的景,有的同描绘当地风土人情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衬托。从整个杜甫诗集看,杜甫一生描写景物及风土人情的诗明显地分成四个阶段,即入蜀以前,在两川期间,流寓夔州时期,漂泊荆湘大地一直到去世。这四个阶段写的景物及风土人情的诗有共同的特点,也有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如在两川期间,既有随遇而写的情况,也有全面反映某一地区景物及风土人情的情况,前者如进入蜀地时写的纪行诗,后者如写成都草堂的诗。现就杜甫描写成都草堂内外景物和附近风土人情的诗作一些分析。     

从薛涛的《西岩》诗看李白是否游览过万县太白岩

张明同志认为，薛涛的《西岩》诗证明李白确实到过万县并登过西岩。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骑鲸客”指李白，在杜甫、贯休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诗题“西岩”当指万县之西岩，亦即今之万县太白岩。因为简阳、资中等地的西岩李白都未曾游览过。从《西岩》诗中的“如雨声中停去马，夕阳影星乱鸣蜩”看，《西岩》诗还可能与《九日遇雨二首》是同一天作的。     

两首制衣诗 一脉忧民情

白居易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直接继承者,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勤奋创作,实践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论.写了许多抨击弊政,同情人民疾苦的优秀诗篇.除了那些锋芒毕露的讽谕诗之外,即使是写个人闲情琐事,偶而有感,也不忘“惟歌生民病”的宗旨.《新制布裘》和《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两首诗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民饥寒交迫的处境,表达了诗人深沉的忧民之情,与其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雨诗”略论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有１４００多首，其中写雨的诗有５０多首。这些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以“雨”命题的诗（３８首）；（二）写“雨”却不以“雨”命题的有《白帝》等；（三）诗中带有“雨”的句子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纵观杜甫写“雨”诗，有三个特点”（一...     

"吴郎"为杜甫女婿考辨

杜甫《又呈吴郎》诗的“吴郎”为何许人,历来鲜有其辨者。根据杜甫夔州诗中三首写“吴郎”的诗篇,考辨了“吴郎”为杜甫之女婿。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杜甫在湖南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湖南的三年,是“江湖行路难”的三年,也是“乱离难自救”的三年。当时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创作却从未停止。“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他一进入湖南就这样庄严地宣告了。他早年曾说过:“诗是吾家事。”把写诗看成是世代相传的事业;到了湖南,这一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他要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诗视为优患中的发愤之作,以比于文王蒙难演《易》而作彖辞(《易》之卦辞),孔子莫容赞《易》而作系辞(卦辞传注)。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所以     

再论李白在万县问题——对刘友竹先生的答辩的答辩

本文是对友竹《李白三到万州南浦县问题质疑》答辩之答辩,认为李白长流夜郎途中是否到过万州,关键是如何理解李白的《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春于南浦送陈郎将归衡岳并序》和《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三首诗。就第一首诗来看,经考证李白时代涪陵的乌江并不叫乌江,而九江确有一条支流叫乌江,因而该诗的乌江应指九江的乌江。就第二首诗来看,经仔细推敲,“春于南浦”中的“南浦”也以指武昌城南的南浦为宜。就第三首诗来看,经认真分析,该诗作于江夏一带,上三峡,南平(渝州)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还难以最后确定。     

杜甫成都诗中的"散漫"诗简论

杜甫旅居成都期间,作有《漫兴》、《漫成》等诗,诗中颇见作者的散漫之态。这些挥笔立就的“漫作”,与杜甫前期作品风格迥异,反映了他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这些看似闲散的诗歌,在内容上是有寄寓的,并非前人所述的“慵懒”之作。就表达手法而言,这些“散漫”而成之作,恰是杜诗艺术上日臻成熟,老成浑厚,运笔挥洒自由的佐证。     

律诗中的"掉字对"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诗文当句对》条,曾举杜甫《白帝》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和李商隐《当句有对》诗“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的例子。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诗病》二续有所论:“古人句法,有不宜袭用者。白香山‘东涧     

<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考略

传统观点认为,杜诗《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写于大历三年荆州。这是错误的。从读诗所宫及的“西江”、“扬雄宅”、“长宁”、“夏日”并结合历史典籍来考证,该诗应写于永泰元年泸州。诗中的杨长宁与杜甫有一定的交往,与戴叔佗等颇熟。该诗是一首应酬诗,其写作技巧较为圆熟,是杜甫应酬诗中质量较高的一首。     

李长吉之死与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字长吉,唐皇室后裔,才华横溢,其诗继承《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南朝乐府弦歌的传统,形成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独待风格。不幸,他英年早逝。或说他活了二十四岁,见李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生二十四年”)、《旧唐书·李贺传》(“卒时年二十四”);或说他二十七岁死,见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新唐书·李贺传》(“年二十七”)。沈亚之为李贺好友,所说当为可信。且李贺所作《南园十三首》之四诗有“二十未有二十余”之句,窥其意,亦可证明他超了二十四岁。《旧唐书》误袭《李长吉小传》之说,而至《新唐书》时已订正。关于李贺之死,《李长吉小传》有一段记述:     

对杜甫诗作的几点看法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较少，现存的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乌，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浅析杜甫《咏马》诗

;杜甫之于马,好比屈原之于香兰,郭沫若之于凤凰.马是杜甫情感志向的寄托,马是与杜甫息息相关的一部分,马是杜甫生命的图腾.可以这么说杜甫一生的坎坷、悲辛,在他的咏马之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同时,杜甫的咏马诗也有其自己的艺术特色,正如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称:"少陵马诗,首首不同,各有寄托,各出议论,各见精彩.合读之,分渎之,可悟作诗变化之法."     

《鲁迅旧诗导读》选登

在鲁迅整个创作生涯中,诗歌创作的时间最早,也最长。据现有材料看,他第一首诗写于一九○○年,最后一首作于一九三五年,共写了新旧体诗(主要是旧体诗)六十余题,七十余首。我们可以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与杂文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虽然“无心作诗人” ,但“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鲁迅诗稿)序》)的确如此。鲁迅“高吟肺腑走风雷”的战斗诗篇,反映了时代的脉     

浅述李蓁非《<文心雕龙>释译》的“理校法”及对文心结构的理解

<正>蓁非先生几乎毕生献奉于莘莘学士,退休之后,也一直在为莘莘学子辛勤耕耘.他品格高尚,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这不仅在萍乡,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在传播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事业上,尤其是上古至中古这一段文化典籍,先生用力更勤.《文心雕龙释译》,八二年就已定稿完篇了,这了以从他附录的三文所标时间看出、三篇附文,都是全书完稿后撰写的,其中《校勘零拾》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全书的结构》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廿四日,《理论体系》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均在同年十一月完稿,几乎对他从事《文心雕龙释译》一事时所关注的中心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而校勘、结构两者,又是治《文心雕龙》一书学术争论的两大热点,蓁非先生都谈到了他的独家之言,也形成了《释译》一书的特色.     

天高云霞远 草碧花径幽——读唐朝阔先生的《西山苦吟》

唐朝阔老教授于学术研究之余，偶有雅趣，便乘兴而作，集腋成裘，不觉诗文已达数百首之多，其近日出版的《西山苦吟》(珠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一书便是其各个时段的诗文选录。《西山苦吟》共计120余篇(首)。他打破常规的“诗”、“词”、“联”的传统归类法则，而别有趣味地将其分为五言、七言、不等言、对等言四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