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古代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之一

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主要是由巴蜀和＂西南夷＂两个不同的地理及文化单元所构成的。由于西南地区本身并非是一个＂均质＂性区域,加之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目的、动机、手段又不尽相同,使得西南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西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很早就被纳入华夏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成为王朝西南地域的核心,而西南南部的云贵地区则长期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这一格局自秦汉形成之后,一直延续到唐宋而鲜有变化。     

论大西南远古地理环境与"西南夷"的关系

本文试从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结合古地质学，考古学，分析大西南远古地理环境与“西南夷”的关系，其一，地理环境对远古人类的影响与作用近乎是决定性的；其二，川滇古陆得天独厚的远古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黄色人种的摇篮；其三，我国迄今出土的远古人类化石，大多数在川滇古陆上；其四，元谋人及其使用火对川滇石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黄色人种的摇篮有着极其关键而重要的意义，并批驳了以氐羌说为代表的几种关于中国彝族远古起源的立论存在的种漏洞，从而推论元谋人后裔“西南夷”是大西南地区的土著居民，而彝族作为“西南夷”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大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     

论南中政区的形成

"南中"地名的含义是"(巴蜀)南方的区域",在蜀汉时期正式得名并形成。南中与西南边疆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南中是汉晋时期在西南边疆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区域。以位于巴蜀以南和"种别域殊"为标准,这一区域经历"西南夷南部地区"、"西南夷南部郡县"、"益州南部郡县"、"南中"等阶段,在蜀汉时期形成整体,具备总体的地名指称。随着"庲降都督"成为总摄南中的高层准政区,南中区域与政区同一。     

西南民族研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西南民族史所涉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变迁缤纷多样,因此西南民族史研究中难点颇多,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很大。全文仅选择秦汉“西南夷”藏缅语族诸民族的族源、滇国与夜郎国民族关系、南诏政权后期对唐用兵原因诸问题进行探讨,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略论巴与蜀的文化关系

巴与蜀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古蜀国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巴国有廪君蛮、板楯蛮等。因为该地区由多个族群构成,所以既有崇拜白虎的氏族,也有畏惧白虎和射杀白虎的部族。古代巴、蜀的社会结构与政权模式,与中原王朝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形成了共主的政治局面。秦并巴、蜀之后,曾采取很多重要措施以加强统治,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了巴、蜀地区,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秦人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巴蜀文化经过历代传承,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迄今仍充满活力,显示出鲜明而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     

秦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的确立

文章探讨了秦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的变迁.此间,随着秦开"五尺道"、西汉"开西南夷"置郡县和东汉置永昌郡,自东向西,云南西部疆域逐步推进到澜沧江、怒江以西直至高黎贡山西麓、伊洛瓦底江东岸广大地区,为后世我国西南边疆的空间范畴奠定了基本格局.     

句町王印研究

西汉时期,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封了三个王,一曰夜郎,二曰滇,三曰句町。《史记》明确记载,滇王和夜郎王都颁有王印,句町王的封王时间较之前者要晚,史料上未见颁发印玺的字眼,但不等于句町王没有王印。文章钩沉史料,发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出现句町王的史料,从而得出句町王印在王莽时期已被收走,最后流落于中原地区的结论。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雋，对武帝时期雋、昆明的迁徙活动，雋、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华夏文化视域中的西南与西南社会——秦汉时期巴蜀华夏认同的确立过程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华夏人群对西南和西南社会的认识了解,是伴随着华夏认同与华夷边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形塑的,巴、蜀不同族源故事的讲述即其明例。从土著族源的＂淡化＂、＂失忆＂到＂华夏共祖＂及共祖祖先们在巴蜀地区遗迹、＂记忆＂的重新发现,巴蜀在血缘、空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上被逐渐吸入华夏。华夏西南边缘从最初的巴、蜀进一步移到后来的＂西南夷＂地区,反映随着华夏政治力量扩张,＂新边缘＂不断地调适,最终在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华夏群体。     

关于发展云南对越贸易的比较研究

西南地区边境贸易在中国边境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广西与越南表现最为突出。云南虽然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却没有充分发挥,然而在中国-东盟贸易发展框架下,滇越贸易又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以广西与云南对越贸易的比较研究为基础,从滇越贸易与桂越贸易的贸易规模、商品结构、开放口岸、边贸企业及国家政府政策扶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滇越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摸索适用于云南对越贸易的对策。     

浅析西南边境跨国警务合作的障碍因素

新时期以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贸易、人员往来等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为西南边境地区的繁荣带来显著改变。与此同时,西南边境地区跨国犯罪问题也在日益凸显。为了打击这些不法行为,西南地区边防部门与毗邻国家地区开展了跨国警务交流合作,但在这些交流合作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应当引起关注。本文剖析了西南边境跨国警务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因素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降低或消除障碍因素的措施。     

元代西南边疆地区交通格局变迁的原因及影响——以滇川黔相邻地区为中心

元代在实现了空前的政治大一统之后，重视邮驿系统的建设。经过滇川黔相邻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有效数量多、使用频率较高，其中自中庆（治今昆明）经过贵州东出湖南的“入湖广道”的开通，并成为西南地区联系中原内地的首选国家驿道，是元代西南地区交通事业建设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这一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西南夷列传》注疏(上)

《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是司马迁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考察还后,联系史料所撰。内容表达汉初西南地区的部族、风习、生产、社会组织及各部族的境域,上溯史实,详叙时事。文章条理清晰,轻重得宜,笔力练达。是探讨川、滇、黔特别是云、贵古代历史的最早依据,十分宝贵。又是揣摩史传特别是地方史文章的精粹楷模,高度成熟。而历来注释榷论《史记》的学人,大都立足于全国,着意于中原,罕见深求本传内容、称道本传文章者。笔者近年涉猎地方史、志,颇感《史记》各家注释本传,少数缺遗不详,多数谬误未准,难得切理餍心。因而不避浅隘,撰写本文,发掘文义,疏通故实,贡《史记》研究的一得,不过注涓滴于大海。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

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发展机制研究

当代滇藏民间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滇藏民间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滇藏民间贸易的发展前景、如何进一步构建促进其发展的机制等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滇藏民间贸易不仅是促进云南和康藏地区区际经济联系的重要载体和发展动力，而且也是滇、藏、川、青等中国西部相邻民族省份间互动发展、共同促进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     

古代滇国主体民族族属再考

古代滇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既有属于百越族群的居民，也有濮人、焚人等族。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史学界意见分歧非常大，有的主张属于氐羌族群，有的主张为濮人，有的主张属百越族群。具体到某一类主张中，又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张属氐羌族群的学者中，有的主张滇国主体民族为焚人，而有的则主张为叟人。本文结合各种史籍所反映的两汉时期云南民族构成演变态势，在细考各种观点及其主要依据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滇国主体民族属氐羌族群说的依据经不起推敲，属濮人说的依据不充分，而属百越族群说的依据充分而有说服力。     

固本强基 安全发展——专访怀化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李晖

怀化市，自古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桥头堡”，也是国内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怀化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全市探明的矿藏有黄金、铜、煤、磷、锑、锰等11类45种，占全省矿产发现种类的41．6％。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加快实施“构筑商贸物流中心，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战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取得...     

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之概况

一　中外通商之起源 中国与外夷通商,自汉初即已有之。张骞使西域时,已发现中国之货品。盖边境人民,往来交易,其源甚早,互市之制,始于文帝之时。与南粤通关市。贸易地为长沙边境。西南夷之与汉交通者,有夜郎,滇,邛都等国,贸易甚多。北部贸易,以匈奴为最多。景帝时,与匈奴和亲,互通关市。武帝时厚遇过关市者,饶给之。以是商业颇盛。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虽自王恢马邑诱单于以后,与匈奴绝和亲为患寇边者,垂数十年,然通商之事,迄未停止也。 西域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　以玉门阳关。(在敦煌西…     

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海盗活动十分猖獗,而且持续时间长,对海盗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的认知程度定义多种多样,对它的评价也多有争议。海盗活动带来了许多问题,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海盗的猖獗活动业对明清两朝政府的压力。但客观上,他们刺激经济、发展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盗的探索和开拓也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它们在商贸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演化,加速了这一地区与世界融合。笔者认为,潮汕海盗活动遗迹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站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他们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论夜郎国的内外关系

夜郎是先秦至汉初活动在今贵州及附近地区的古国。夜郎地区之“僚”,指的主要是当地濮、越的混合群体,但夜郎的主体居民与滇一样同属濮;汉初的夜郎国,是在一个较大、较松散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国;夜郎与南越建立了较稳定的联盟关系,南越通过与夜郎的联盟把影响扩散到云南西部;夜郎与滇的关系亦较密切,联络夜郎与滇的水陆通道南夷道,对沟通两地乃至巴蜀与南越之间的商贸往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