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与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其研究范式的形成,源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与“知人论世”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交互作用.“制度与文学”范式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本文提出突破当前研究困境的两种方法,一是坚持文学本位,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开掘新论题;一是加强“制度—文化—文学”与“制度—文人—文学”双线交错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论

“创造”在现代思想中上升为价值,其文学诉求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创造”与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传统及当下性指向的关系问题;二是作家个体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与创造的关系问题。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下,“创造”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 ,海派文学的定名大约是在 2 0世纪的 30年代。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 ,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 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 ,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自《海上花列传》以来 ,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 :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 ,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 ;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 ,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到 4 0年代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 ,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终于在都市民间的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九十年代文学的两个基本向度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在其纷繁的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内部,沉潜着两种基本力量交织构成的两个发展向度,即商业氛围支配下的“即时性”文学走向和道德理性支配下的理想主义文学走向。它们在现象上有各不相同的明晰的表现,在价值内涵上显示了90年代中国文学不同的文化选择和因此而生的矛盾与冲突。90年代文学的这种状态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在于,文学发展虽然受生活的制约影响,但作家主体行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寻找时代精神资源,深入把握生活基本状态,这是理解90年代文学和寻求新世纪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因素。     

论文化认同在新疆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中的显现

处在边缘化位置的少数民族文学,由于迥异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它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单纯对新疆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的创作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和阐释这一边缘地域回族文学和文化,并依此透视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化观念:通过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去研究、解读新疆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的创作,可以窥见在新疆这一特殊地域,一种与传统主流文化有异的、别样的回族民族文化和文学形态。     

"孝"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以《喜福会》和《荣誉与责任》为例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强调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等级关系和家族责任的传递,而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与儒家文化有着复杂的文化和经济纠葛。这种纠葛在《喜福会》和《荣誉与责任》两部小说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典型模式：一种是对抗与断裂;另一种为协商与超越。     

“孝”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以《喜福会》和《荣誉与责任》为例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强调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等级关系和家族责任的传递，而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与儒家文化有着复杂的文化和经济纠葛。这种纠葛在《喜福会》和《荣誉与责任》两部小说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典型模式：一种是对抗与断裂；另一种为协商与超越。     

儒家文化与李冶的数学理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李冶是中国宋元时期的四大数学家之一,他在青少年时期,对文学、史学、数学、经学都感兴趣,时人称赞他＂经为通儒,文为名家＂。儒家文化对李冶极其数学学习理念、教学理念、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影响。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典籍英译策略——以辜鸿铭儒经英译为例

辜鸿铭儒经英译中,通过援引西方言论、进行文化比附等手段将儒家文化西方化,这与其向西方弘扬儒家文化的目的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一西化策略具有历史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在当下的典籍英译中应采取杂合策略去西方化,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     

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的阐释及其评价

尽管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之影响.但他比较自觉地使用"文艺复兴"理念来阐释现代中国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运动,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及50年代.在具体内容上.其"文艺复兴"理念一方面是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艺复兴",另一方面是从ll世纪开始直至现代中国、持续近千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胡适对五四新文学在理论上的阐释语境.从20年代到50年代,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从绝对的五四新文学中心观,向世界新文学(现代文学)和新文化(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扩展,并最终落脚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本土意义与价值的调适之上,并以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本土化适应与生成结果作为新的文化理念诉求.     

从“期许与犹疑“到“突破与边缘“——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进程管窥

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进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异质文化",它从最初的"新客"身份演变成后来的"归化者"的定位,其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中,20年代中国的新文学家们对于"新客东来"的现代主义基本上持期许与犹疑并存的态度,现代主义在那时还只能说是一种广为散播的质素.3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衬托在强势的民族危亡的时代语境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流之下,这种突破也显得十分单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缘宿命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略论赵树理的人格

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赵树理能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与他的创作个性、人格风采是息息相关的。他的人格的真、善、正使得他一生与农民群众密不可分,同时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     

开千古未有之奇观：还珠楼主研究65年

还珠楼主是民国年间武侠小说以及通俗文学的代表人物。还珠楼主研究至今已走过了65年的历程,早在1940年代便有学者开始研究还珠楼主,但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有影响力的论文。经过65年努力,学者们从历史地位、思想艺术、地域文化等多个方面系统研究了还珠楼主,既有显著的成就,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试述抗战期间日机对文山地区的几次轰炸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文山地区处于抗战的大后方。但随着日本南进占领了中国的广西南宁和越南北部后,开始出动飞机频繁轰炸云南各地,企图切断国际援华运输线,炸毁中国的抗战后方,使其不能支援抗日前线,进而达到灭亡整个中国的目的。在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飞机对云南文山的轰炸中,文山八县有七县遭到轰炸,造成极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0世纪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合作运动比较——以延长,延川;中部,宜川为例

20世纪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在陕北地区都推行了农村合作运动。然而各自在陕北地区的合作政策有所不同,边区政府的政策更为切实可行,而国民政府的政策比较僵化。政策的差异造成合作组织形式与数量存有明显的区别,也使信贷投资、农业生产、纺织业发展存有较大的差别。总体而言,边区两县的合作运动优于国统区两县的合作运动。     

论股份制对乡镇企业再发展的意义

本文系统分析了乡镇企业在经历80年代大发展后,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它自身的弊端——经营机制退化,产权关系模糊。提出了90年代乡镇企业再发展,必须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层次上着手。而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必须结构于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在当前,股份合作制是最现实的选择,在发展过程中,规范的股份制是选择之一。随着股份制经济的成熟,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将逐步消失。在我国股份制经济构建过程中,乡镇企业可能担当重要的角色。     

关于当代美术创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明冲击中国至今,中国的艺术界好似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各种思潮纷繁出现,各种表现手法层出不穷,一度的迷茫徘徊以及大量的探索后,人们开始进入反思阶段: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应该处在怎样的创作状态,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又要向何处发展?     

人性的呼唤——梅娘水族系列小说笔下女性的命运

梅娘,一个对于今人略显神秘的作家,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然而时隔六十多年的今日,张爱玲又重新在海内外红火起来,而关于梅娘及其创作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梅娘的小说以"官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色",对笔下的女性寄托了独立自由的厚望,并寄予了人道主义关怀。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关于别斯金定理

近百年来出现的若干投影定理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題——空间坐标架的投影,四十年代出现的别斯金定理被认为是所有这类定理的最一般形式,然而,别斯金定理所涉及的问題很不全面,本文对此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