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浅议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一书,主要叙述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兴亡、盛衰、嬗递的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及至今日,也是吴越文化研究者屡屡援引的载籍之一。《吴越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拥有不少研究者,晋代杨方的《吴越春秋削繁》,将十二卷笔削成五卷,一番斟酌损益的功夫,可以算是对该书最早的研究。尔后,皇甫遵(生平年代不可考,一般认为活动于隋以前)的《吴越春秋传》,便是地道的传注,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名     

春秋晚期吴越冶炼民俗刍议

从《吴越春秋》中两段文字记载出发 ,认为春秋晚期吴越一带冶炼生产中存在着“人殉”和“衅”这样两种民俗事象。进而探讨这两种民俗产生的渊源和后世流变 ,并指出造成这两种民俗的地域文化背景。     

《吴越春秋》复音名词浅析

复音词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专书复音词研究,对于展示一个时期复音词的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单纯词、联合、偏正、支配、表述、附加、综合等七大类分析《吴越春秋》中的复音名词,并分别从语义、词性、语序等方面分析其构成特点,可以总结出《吴越春秋》复音词在构词上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吴越春秋》复音名词浅析

复音词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专书复音词研究，对于展示一个时期复音词的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单纯词、联合、偏正、支配、表述、附加、综合等七大类分析《吴越春秋》中的复音名词，并分别从语义、词性、语序等方面分析其构成特点，可以总结出《吴越春秋》复音词在构词上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西施故里考辨

西施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美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庄子·天运篇》:“西施病心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由西施派生的“东施效颦”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但是,《春秋》、《左传》、《史记》均未载西施其人。先秦诸子中言西施事者,仅为片断。至《越绝书》出,始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吴越之事,略而不备。《越绝书》踵而成之,直至越王勾践称霸而绝,故曰越绝。是书质约存真。作者盖东汉袁康、吴平。其时去古未远,残编遗事,固当不氓,缀辑而成,事裨史缺。治吴越史者,率以为据,言西施者,亦多以是书为本。     

《吴越春秋》同义词与反义词研究

根据词的意义聚合关系的不同,词有同义与反义之别.由于语言在不断发展演变,因此,这种反义词的聚合和同义词的聚合一样,是在共时的平面上而言.以《吴越春秋》中的同义词与反义词为研究对象,运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统计与分析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吴越春秋》的语言特色,肯定了其重要的语料价值和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从方志记载试探真山墓主

1992年11月浒墅关真山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大墓,《苏州日报》随即发表了《真山——吴王陵?》的特写专稿,这一特大新闻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真山墓主是谁?真山是否为吴国王陵区?一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苏州作为吴国都城并不始于太伯奔吴。《世本》称“诸樊徙吴”,而汉代《吴越春秋》及以后的史志都说是阖闾使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营筑新城,     

《吴越春秋》中的占卜方式及特点

占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春秋》这部汉代著作在抄录前人史书的同时,加入了很多占卜方面的描写,使原本就不乏此内容的史书进一步增加了神秘的色彩,由此也奠定。了其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占卜的方式受到汉代阴阳五行的影响,以及从春秋到汉代这段时间内南北文化的交互影响,但带有明显的吴越地区民风和民俗的倾向。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潘民中《辞源》释“叶”谓“春秋楚邑名”；释“叶县”谓“春秋为楚地”、《辞海》释“叶”谓“古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春秋楚地”。《叶县志》卷一《沿革》：“叶县春秋楚地。”《叶县地名考》曰：“叶县，春秋属楚。”将叶邑在春秋时期的归属定为...     

刘敞《左传》学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于《左传》学多有发明，但其问世后所面临的批评也从未停止。宋儒刘敞治经专尚探究义理，因此针对杜预主“《春秋》为鲁史”、“经承旧史”等说而湮没《春秋》大义深为不满，并责备杜预不通经义、臆断解经，这些批评在《左传》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吴越春秋》动词的比堪研究

动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存在、变化的词。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是目前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吴越春秋》一书,动词十分丰富,从比堪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可以反映该时期动词的特点,并从中探求汉语动词发展的一些规律。     

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问题

中国史部之书,其有益于政治,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者,愚意以为,似可首推《贞观政要》。司马光《资治通鉴》出后,虽有“人君”、“人臣”、“人子”不知《通鉴》如何如何之论,正象说不知《春秋》如何如何的结果一样。但《通鉴》卷帙浩繁,能认真读完的恐不多;《春秋》虽被尊之为“经”,但“微言大义”也并非立读即知,均不如《贞     

《吴越春秋》作者赵晔生平解说与考证

东汉学者赵晔留下了《吴越春秋》这样优秀的史学著作，但其生平一直不为人所了解，于是根据其有关生平的准确的传世文献内容以及与其他人物交往活动的记载，对赵晔的生平经历进行考证和解说，认为赵晔七十多岁才去世。     

从原本《玉篇》音看吴音、雅音──《玉篇》音论之一

通过对原本《玉篇》残卷反切的整理，认为《玉篇》音为梁代金陵雅音，其方言基础为吴音，进而推论《玉篇》音为西晋洛下雅言“南柒吴越”后的变体，为当时中国雅言的代表，而“北杂夷虏”的洛下雅言只能称为“次雅言”，因此说明梁时中国雅言的方言基础应是“吴语”。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江南始祖与日本“泰伯后裔”说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称：日本国人黥面文身，颇似吴越，“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泰伯奔吴”的历史传说，证明泰伯应是开发江南的始祖之一，早期江南文化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江南地区的吴越先民很早就到达日本并在那里形成一个部落并不是不可能的。     

浅析《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其发展

《左传》在外交辞令的记录整理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这部历史散文著作的艺术魅力。《左传》外交辞令得以产生和发展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本文从春秋“行人”与外交辞令、春秋外交人才的文化素养、春秋外交人才的外交实践三个方面对《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