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神写照”解读傅雷的翻译“神似论”

从"神似"一词的源头"传神写照"的辩证和阐释上来看,傅雷的"神似论"是建立在绘画艺术主观审美感受基础上的一种翻译评论,实际上是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傅雷的翻译经验和主张反映了他的翻译实践与"传神写照"的理念不谋而合,印证了艺术需以"形"写"神",方能"形"、"神"兼备的必然规律。     

新解鲁迅的“保存洋气”——国人不应用韦努蒂的所谓“异化”抹杀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

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翻译策略只有两个——美国人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研究发现,鲁迅1935年用"归化"二字描述自然流畅易懂的翻译,是"归化"翻译策略的首创者。60年之后,美国人韦鲁蒂用domest icat ion描述透明流畅易懂的翻译,中国人将domest icat ion翻译成"归化",并把"归化"翻译策略的专利转让给韦努蒂。鲁迅1935年在用"归化"二字描述自然流畅易懂的翻译的同时,提出"保存洋气"的翻译策略。60年之后,美国人韦努蒂提出forei gni zat i on翻译策略,中国人将意义为"洋化"的f or ei gni zat i on翻译成"异化",并将鲁迅的"保存洋气"掩盖在"异化"之下。真实情况是,鲁迅是"归化"和"保存洋气"两个翻译策略的首创者,"保存洋气"是一种独立于"异化"之外的翻译策略,韦努蒂只是foreignizat io("洋化",被误译成"异化")翻译策略的首创者。     

“趋”、“趣”词义、词汇系统

"趋"、"趣"上古本为同一词的不同书写形式,不同于一般认为的趣趋为通假字。发展到唐代,表示快走、趋向意义的用"趋",表示意趣、志趣的用"趣"。它们各自分担了几个义位,成了不同的词。礼节性快走义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消失,快速、使快的意义为别的词语替代了。考察"趋"、"趣"义位之间的关系,除了常说的隐喻、转喻,还有因语法组合而给词增加了新的概念要素;考察以快速义的"趋"、"趣"为中心的词汇系统,有标记的不自然的用法被无标记的自然的用法覆盖而被替换掉;词语读音相近或相同,意义用法相同或一个能包含另一个,词语之间就会发生整合,保留最典型的。     

浅谈严复的“三字”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三字"翻译标准对推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有少数人屈解严复提出的这个翻译标准,企图彻底否定这个翻译标准。笔者对这些人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及其所提出的种种标准未敢苟同。现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加以分析、论证和评价。     

“条件反射”理论与“强化理论”的区别及其政治学意义

深入分析了管理学中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与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在内涵上的区别,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理论映射到干群关系上的差异,然后从它们对正确认识干群关系的启示,以及对如何正确处理干群关系、改善领导方式和提高领导绩效的启示两个方面剖析了二者理论的政治学意义。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脉络

中国的翻译研究经过古代时期的发展形成了基本的理论雏形。到鸦片战争以后,在翻译实践广泛开展的背景下,翻译理论研究也不断拓展、深化。近代中国的翻译研究表现为两条较为清晰的主线:翻译"科学论"的萌生与翻译"艺术论"的确立。从此,中国翻译研究者初步认识到翻译活动的两大基本属性,触及翻译活动的本质,翻译学在中国开始逐渐具备较为完整的轮廓。     

论“东”字的翻译

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与对外交往中积累了深厚的内涵，语言表达正是这种内涵的外化。生活中，“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词几乎每天都要用到，它们不仅用来指示坐标还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含义。以上四词在翻译思路上有共通之处，因此本文选取“东”字为例，试从其方位名词的基本含义到特定文化含义的演变，探讨方位词翻译的方法选择。     

汉英语言中“红色”词汇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汉英语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其中颜色词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人们出现理解上的误区。简要阐述了汉英语言中关于"红色"的文化差异及其原因,探讨了汉英"红色"词汇的翻译方法,旨在更好地促进英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高端、复合型是新时代的呼唤。理想的翻译人才应该至少精通双语,深入掌握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且懂得相应的外贸、法律等知识。然而,目前我国的高端翻译人才储备远远达不到社会的要求,亟需广泛调研,制定科学的翻译人才培养计划,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及加大翻译教师团队建设,从而提高高端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质量,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     

“呆”、“待”混用探源

在今天,"呆"读dāi,"待"读dāi和dài。在dāi音"停留"意义上,两字存在混用的情况。"待"字比"呆"出现早,先秦就有"待"字,而"呆"最初是"保"的古文,到元朝才有了"傻"的意义。在明清之前,"待"字的含义没有"停留"意义,明清开始才有此含义。"呆"字到明清也只有"傻"之类的含义,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才出现了"停留"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时候,"呆"、"待"混用了。"待"读"dāi"是在与"呆"混用后,受"呆"的影响才增读"dāi"的。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理论选择的困难在于民俗文化的独特性,笔者以东北二人转的部分翻译为例,实证了"关联理论"在翻译操作层面的强大功能。     

试析李清照《声声慢》中“雁”一词的翻译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受到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启发,朱莉娅·克力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任何一部作品里的符号都与未在作品中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交织,每一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折射,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互相参照,彼此牵涉,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从而构成文本过去、现在、未来的庞大辐射体系和文学符号的演变过程"许多学者如罗兰·巴特、德里达和哈提姆都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多层次的界定和分类。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互文性理论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中国古典诗词中包含了丰富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的提出要求译者将文本置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中加以思考,从而更好地把握诗歌的意蕴和内涵。本文拟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李清照《声声慢》一词中"雁"这一意象的翻译,从而进一步证明将互文性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真”“善”“美”价值旨归的统一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只有将"真""善""美"都纳入到价值思维的框架中,即在这三种思维方式的价值旨归意义上,才能达到三者的统一。"真""美"的思维在本质上亦即是价值意义的"善"思维,三者统一于"善"的思维。     

翻译研究中文献使用的“虚”与“实”——与《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作者商榷

《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刊登的胡安江教授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有几处错误和几处需要商榷的地方,所有这些错误及需要商榷之处都是因为作者没有认真参考相关文献造成的。     

网络新词“给力”翻译之探

2010年,网络新词＂给力＂铺天盖地,其翻译也成了关注的话题。针对网友别出心裁的gelivable和ungeliv-abled的翻译,结合＂给力＂的中文含义及其英译中的对应词,应用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和唐玄奘的＂五不翻＂原则等翻译理论,探讨＂给力＂一词在特定语境中的翻译策略。     

无“是”即无三段论：语言主义的逻辑迷误——答王左立先生

王左立先生的基本观点是:无"是"即无三段论。但其观点远离事实,若按他的说法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无"是"的三段论与严复的无"是"的逻辑翻译而言,也是一个逻辑神话。王先生的症结是执迷于来自张东荪的语言主义逻辑观,把逻辑当语言规则,把逻辑的载体当本体;背弃了现代逻辑对三段论的正确解释。正确的解释是:三段论是类逻辑,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才是三段论的研究对象。     

论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指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所采用的一种介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独特的翻译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拘泥于规范化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内容,而是通过对译语的革新来尽可能传达原作所体现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本文试图通过《围城》英译本的实例,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     

儒家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正己”与“正人”

"正己"即是"修己"、"修、养"自身,"正人"即是"亲民"、"安人"、"安百姓"。"正己"和"正人"虽然可以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但是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而且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它们又可以看作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正己"相对于"正人"都具有优先地位。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译文要“形、神”并茂,原汁原味地反映源语的文化信息.因此,文学翻译的任务绝不仅限于语言的对等翻译,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传达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做到文化“传真”.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译文要“形、神”并茂,原汁原味地反映源语的文化信息。因此,文学翻译的任务绝不仅限于语言的对等翻译,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传达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做到文化“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