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性别理论对我国法学研究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到我国,引起很大反响。社会性别理论将人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加以区别,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认为社会对两性角色和行为的期待往往是对两性生物性别规定的延伸,人们现在的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因而是可以改变的。我国有关性别的立法现状以及有关女性权利保障的国际条约、国际标准使我们看到了认真研究性别与法律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这项研究目前迫切需要在法律规范文本和法律运作过程两个方面系统展开。     

解读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在建国前的一系列小说、杂文、散文,向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热点。《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对存在体验的独特书写,揭开语言表述中的层层所指,叙事的深层线索是作家借"性病"描摹时代荒芜中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病态。用神性写作来解读丁玲叙事的意图,透视其文本性别观照中的女性世界是可行的分析方法。     

论文本诠释中的读者主体差异性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根据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具有永恒性、简化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等特征。文本是作者思想意图和情感体验的书面表现形式．因此文本是连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但是读者主体由于时代、区域、民族、阶级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读者主体本身的文化修养、专业知识、年龄差别、个体气质、性别、职业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在对文本诠释过程中产生了差异性．也造成了读者了解作者思想意图和情感体验的某些歧义。     

性别、社会性别与优伶性别研究

性、性范畴和社会性别是三个不同的性别概念,其中社会性别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内容。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从母系社会到父系制度,经历了一个微妙的两性较量过程,西周时期基本定型。中国优伶也在这种定型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构造”方式。     

丁玲早期作品的女性意识和反文化色彩

在丁玲早期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作家在爱、恨、生、死中展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人物形象与书写本身相结合可以看出丁玲文本中的“反文化”色彩。结合丁玲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经历加以分析。挖掘丁玲此类作品的成因和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其先锋性对后来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有学术价值。     

“外来者”故事原型的性别转换——以女性为主的文本叙事

"外来者"故事原型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常见命题。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外来者"性别身份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成为携带文明气息的"外来者"。本文以丁玲的《在医院中》、格非的《人面桃花》、贾平凹的《带灯》三个文本为基础来探讨以女性为主的"外来者"故事原型的性别转换。     

壮族婚姻家庭与男女地位——壮族性别关系的研究之一

婚姻家庭是最能体现性别关系的社会基本形式。与稻作文明相联系,壮族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都是男性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壮族妇女的地位高于当地汉族妇女。从神话传说所透露的远古信息来看,到了人猿揖别之后,壮族的婚姻家庭才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与此相应的两性地位作用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是无论从“双轨制”运行的婚姻制度,还是从不成熟的父权家长制来说,都存在较多“性别平等”的意蕴。     

跨性别交际失误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从语言变异的角度对跨性别交际失误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分析,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造成男女两性话语风格的不同,进而影响彼此的交流。在对《老友记》部分语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社会的变化导致两性差异的缩小,两性话语风格随之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与以往相反的趋势。两性话语风格的趋同将有助于减少跨性别交际中的失误现象。     

《琐事》中性别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

苏珊.格拉斯贝尔的《琐事》是女性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戏剧通过描写两性之间的潜在差异,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男性和女性在舞台空间上的隔离象征了两性在语言、空间、思维方式等层面的不同。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格拉斯贝尔对两性关系的思忖和对女性权力的眷顾。文章从性别二元对立的角度着手来阐释《琐事》,能深化读者对文本内外所展现的两性关系的理解,进而肯定文本的巨大文学价值和深远社会意义。     

瑕瑜互见的变奏曲——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以丁玲1930年前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与现代个体自我发展的关系角度，力图重新阐释30年代丁玲“向左转”前后的内在思想动力和创作脉络。其间的对立和统一、得失兼具和瑕瑜互见清晰地呈现在丁玲的文学活动中，成为考察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以及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     

论社会性别意识与大学语文教育

社会性别意识是大学语文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性别视角也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有的视角,社会性别意识应成为大学语文教师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消除性别偏差,培养先进性别观念,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女性主义教育理论,培养学生科学的性别意识,树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我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

社会性别最初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别,后来变得制度化,就把男女关系分为等级层次,变成一个处于优势支配弱势的权利关系,并由此影响着女性的竞技状态进而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分析社会性别的变迁对妇女社会体育的发展的影响,是为了说明竞技体育现象中由社会性别造成的两性不平等与差距是可以改变的。在揭示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分析性别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差异产生和其得以延续的社会机制,找出目前我国竞技项目上出现的“阴盛阳衰”现象的突破口。     

漫谈学校教育对“泛性别”的影响

学校教育是传递社会性别规范的正式场所,是塑造男女两性性别差异的重要场所,教师和教材直接传递着各种社会性别差异的信息,而教师的性别认同和教材中所体现的性别意识观则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性别审美观。     

女性体育参与的演进

性别关系问题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女性主义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由于父权制的性别秩序支配着女性生活,导致女性在体育文化活动的参与中完全受到束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权主义的积极斗争,女性体育的权利才逐渐被承认。本文采用了逻辑推理和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的女性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研究,旨在倡导男女两性的平等,让女性能够参与到体育中,愉悦身心,经营健康家庭。     

男女两性语言差异比较

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关系密切。男女在成长过程中受所处社会环境制约而形成的社会性别与男女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男女两性的口头用语以及体态语言来阐述两性语言的差异,并浅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     

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性别教育的几点思考

科学的性别教育对未来社会男女两性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师范院校尤其应密切联系女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培养女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提高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推进性别教育在中国高教领域的普及与推广。     

西方社会性别研究与进程评介

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由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大力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实践,吸引了众多成员国政府的参与,加之民间组织、研究学者的共同推动,对于社会性别理论走向成熟,用以更好地帮助解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找到和谐发展之路,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性别叙事下的突围与迂回

丁玲与同时期的女作家一样,在创作上多选择女性抗争的情爱婚恋题材,可在具体的性别叙事中又明显不同。这体现在:(1)透过对男权的反对和对情爱的抗争描写,写出精神上的突围心理与围城悖论;(2)丁玲敏锐地察觉到正视男性的存在是男女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对于父亲形象的再描写就不能不说是丁玲性别书写突围之后的迂回,这是同时期其他女作家写作中所没有的,从而形成了丁玲女性写作的独特性。     

丁玲文本中自我意识的浮沉

丁玲在政治身份的坚守与策略的具体实施上出现了悖反:一方面,她真诚地坚守自我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却一次次误入行为失当与道德滑落的歧途。本文试图对此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探源式的分析,通过其身份意识的追求与坚守,信仰与策略的悖反、文本的巨大损伤等角度,具体阐述丁玲在“器”与“道”的二律悖反中所产生的困顿与焦灼。     

空间中的性别政治:《华尔兹舞曲》的空间批评解读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强调实体与实体的相互关系,坚持空间动态体现社会现实,展示社会关联。多萝西·帕克文本中的性别政治问题本质上体现为空间问题。帕克在短篇小说《华尔兹舞曲》里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外界与内界相融合,构建起精神、文化和社会多维度的空间图像,呈现出美国20世纪20—30年代女性所遭受的广泛的性别主义、性别压迫与性别规训。文本中的秩序颠覆与话语抗争实质上是一种质疑和挑战男权至上或男女二元对立性别"空间表征"的"空间实践",目的在于建构女男二元对立的"表征空间"。这种对性别空间政治样态的精心规划与演绎,折射出包括帕克在内的美国女性对传统性别空间的质疑与强烈的自我空间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