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叙事下的突围与迂回

丁玲与同时期的女作家一样,在创作上多选择女性抗争的情爱婚恋题材,可在具体的性别叙事中又明显不同。这体现在:(1)透过对男权的反对和对情爱的抗争描写,写出精神上的突围心理与围城悖论;(2)丁玲敏锐地察觉到正视男性的存在是男女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对于父亲形象的再描写就不能不说是丁玲性别书写突围之后的迂回,这是同时期其他女作家写作中所没有的,从而形成了丁玲女性写作的独特性。     

丁玲早期作品的女性意识和反文化色彩

在丁玲早期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作家在爱、恨、生、死中展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人物形象与书写本身相结合可以看出丁玲文本中的“反文化”色彩。结合丁玲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经历加以分析。挖掘丁玲此类作品的成因和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其先锋性对后来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有学术价值。     

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最早由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并在80年代传入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丁玲虽没有接触到这一理论,但其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不论身体的展现还是情欲的独白都是对女性身体写作这一理论的完美诠释,体现了丁玲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开创了女性话语建构的先锋。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元素之比较

莫泊桑的《羊脂球》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描写的以战争为时代背景身为弱女子的不幸命运。丁玲与莫泊桑的战争经历使他们能够以个人独特视角穿透"战争与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拒绝正面描写战争而使其创作表现出对战争文化心理的疏离,更着眼于对人类本身的关照,但是两者在人物形象设计、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方面有较大区别。     

时代的懊恼与压抑——探微丁玲早期创作心理及人物心理

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女主人公给人带来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苦恼。丁玲当时的创作心理说明了"时代的懊恼与压抑"既是丁玲的创作心理,也是人物的心理。     

丁玲笔下的时代女性群

丁玲笔下的女性群告诉读者,女性觉醒、解放乃至成为社会主人的历程是漫长的、艰辛的,即使新的社会诞生,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已被打破,但这种历程也需要经过许多周折、磨难,孤寂感是丁玲这一时期忧患意识的体现。丁玲笔下的时代女性群将永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份瑰宝、一块丰碑。     

丁玲女权意识的实质及转变的文化逻辑

丁玲是一个个性意识很强的女作家,但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从表面看,她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一个从强烈到弱化的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的创作,她的所谓的"女权话语"只不过是时代意识形态和特定文化内容在一个独特女性身上的独特体现.文章认为,湖湘文化和个性主义的交杂与此消彼长,形成了丁玲女权意识的实质内容及转变的内因,中国女权运动的基础和预设目标决定了丁玲女权意识发展的方向,而雄强的遗传个性和软弱动摇的文化基因,是促使丁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极端变化,却存在着一贯的逻辑和现实根据.     

“外来者”故事原型的性别转换——以女性为主的文本叙事

"外来者"故事原型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常见命题。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外来者"性别身份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成为携带文明气息的"外来者"。本文以丁玲的《在医院中》、格非的《人面桃花》、贾平凹的《带灯》三个文本为基础来探讨以女性为主的"外来者"故事原型的性别转换。     

浅谈权力话语对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以“丁玲文本”为例

丁玲在1927—1956年间的文本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嬗变特征：女性叙事的逐渐湮灭、两性角色形象及重要性的日渐倒置、家庭要素由淡化到重现。结合丁玲在这段时期和中共党组织逐渐靠近并最终溶入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上述变化与中共性别混同、鼓励阶级审视、要求两性阶级内联合的社会性别范式的逐渐渗透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了-玲文本”也就成为研究“权力话语”进行社会性别范式驯化过程的很好例证。     

茅盾论丁玲的文学创作

文章以茅盾的《女作家丁玲》、《丁玲的〈母亲〉》、《丁玲的〈河内一郎〉》三篇评论为基础,评介了茅盾论丁玲创作的时代意义和审美分析,以及丁玲创作的独特贡献。     

论丁玲延安时期生活与创作的悲剧情结

丁琦延安时期的生活与创作,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蕴,原因主要有三点,即“文学与政治的歧路”、现代意识与封建思想的冲突、孤独感和忧患感为主导的悲剧心态。丁玲的悲剧为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事方面的启示。     

我所认识的丁玲

丁玲和周扬、沈从文三位中国现代文坛巨擘,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恩怨不断。丁玲与周扬的怨恨不了,丁玲与沈从文的失和成仇,都在丁玲的从艺活动和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并影响了丁玲复出当代文坛后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传统是文学创新的源泉与动力——丁玲文学创作对古代文学的借鉴

文学创作有其特殊规律,在审美趣味、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有相对稳定的特征,文学传统依然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关键在于作家如何汲取。丁玲在创作上对古代文学精华的汲取有三大方面,即推崇圆熟的叙述方式、赞赏高明的写人技巧、熟谙精妙的语言表达,这既是她的个人兴趣爱好,也是她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逐渐加深而形成的。其真知灼见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借鉴传统文学、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最终走向世界,依然具有深远意义。     

论丁玲小说中的"莎菲型"女性形象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呈示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对社会的反叛与抗争、对自由的渴望与追寻是她们的精神内核。她们共同造就了丁玲小说的创作成就,并以自身的个性特征给丁玲小说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夜》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论丁玲创作中期思想的变化

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为丁玲赢得了文学声誉，但她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作品如《夜》等，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以后新的政权建立而女性命运仍然没有改变的现实，体现了她一以贯之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书写。从这个角度说，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代表了她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随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完成，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彻底转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作家。     

当爱情与道德遭遇时——评丁玲的《不算情书》

《不算情书》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部较为独特的创作,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分析蕴涵在文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欲望,以及在道德压力下,女性欲爱不能、欲罢不止的情爱纠葛。《不算情书》被视为丁玲女士一段独特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段独特的情感经历与文本创作之间存在某些微妙关系。     

论丁玲与林白的创作转型

对丁玲与林白均在各自的时代以先锋的姿态在创作道路中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转型加以评述,认为她们的创作从关注自身到放眼社会,扩大了女性文学的视野,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广义强丁投射模

引入了n-强丁投射模的概念,它是强丁投射模的推广.研究了这种模类的同调性质,并讨论了当m≠n时,m-强丁投射模和m强丁投射模的关系.     

从《答吕姜山》《与丁长孺》看汤显祖小品文的美学特色

小品发展至晚明而趋于极盛,呈现出了崭新而鲜明的审美特质。作为晚明小品创作繁盛时期的一朵奇葩,汤显祖的小品文是其文学主张的积极创作实践,有着鲜明的美学特质和独树一帜的真、灵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