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无讼"法律传统原因探究——兼从中西法律传统比较角度

传统中国存在着“无讼”法律传统,“无讼”法律传统的价值取向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有着追求和谐的哲学文化传统,其实西方法律也有着对和谐价值的追求,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自当时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法本身的因素。从技术层面来说,“无讼”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有着一定的契合,但从本质来说“无讼”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是相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我们的法治问题,才能将“无讼”法律传统深厚的历史资源引入现代。     

中西法律差异及其文化溯源——《中国文化要义》法律与文化关系思想探析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认为,西方与中国法律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律与礼俗、权利与义务、法治之有与无、民治制度的有与无、好讼与厌讼、和奸不为罪与为罪等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有浅层与深层文化根源,浅层文化根源在于中西的社会构造不同,深层文化根源为西方是宗教文化,中国是道德文化。浅层文化根源由深层文化根源所决定。这种法律思想为梁漱溟寻求近代以后的中国法律发展出路奠定了基础。     

试论儒家“无讼”传统观的当代裂变与释放

“无讼”的法文化传统始于儒家的社会理想,是所谓“以德去刑”之极端;随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法治精神的东渐与公民意识在中国的成长,特别是近两年不断曝光的民事大案,“无讼”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公民的诉讼权要求促使这一传统观念的内核发生裂变;而当前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为“无讼”传统的延续带来一线转机。     

中国古代无讼思想与官方息讼政策

传统中国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当然,他们达至这一理想目标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无讼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根源,它对当今我国的法律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明代徽州民间的无讼与健讼行为

“无讼”思想源于先秦道家、法家、儒家的思想，明政府亦在徽州民间倡导“无讼”之理念；徽州地区大量“健讼”行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体现出明代国家存在着制度规范与实际运作不统一的弊病。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我国传统“无讼”诉讼理念的形成机制在于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上层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大批凝聚着儒家和谐政治理想的“无讼”文化产品，这批产品经过下层文化人士以戏剧演出、说书等方式将之推到普通群众的面前，使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对之产生一种价值认同，再加上乡土士绅的努力，儒家“无讼”的诉讼理念终于在民间社会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的传统诉讼理念。     

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民族特征

西方社会以“法治文化”劝其主要特征，东方社会则以“政治文化”为特征，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尤其突出。这两种文化各有其优缺点。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性前提下，正视“政治文化”存在的缺陷，加强法制建设。     

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法律理念

一定时期的法律与文学都是对该时代社会民生的反映，二者相辅形成，共同记录着一定时期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理念。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各种时代特征鲜明的法律理念.本文试以部分知名古代文学作品为例，通过结合其历史背景具体解析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治、无讼、正义等传统法律理念。     

关于“礼”的法理学思考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语境。只有以正确的态度与策略审视和对待过去,才能建构起法治现代化的大厦。“礼”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锁钥。进行“礼”法关系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ADR方式兴起原因之探析

ADR方式是当今世界各国盛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国ADR方式的兴起既受传统法化格家“无讼”、“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也是解决现代司法制度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的有效途径，ADR方式并非对法治的否定，而是现代法治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法律思想的本质追求及其当下思考——一个利益平衡视角的分析

传统法律思想是统治者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博弈而逐步形成的。认为传统法律思想的本质追求是"德主刑辅"、"无讼"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一个利益平衡视角的分析,推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本质追求是一种动态的利益平衡及其基础之上的统治效率。通过对传统法律思想本质追求的探讨以期能回应当下的和谐法治社会建设。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辨析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 ,及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对诉讼的普遍的看法、心态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了“无讼”、“息讼”、“厌讼”、“贱讼”、“惧讼”、“健讼”等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多角度的形式。通过对不同诉讼观念的基本成因、报持该观念的群体及各观念的不同内涵的研究 ,对各种有关诉讼的观念进行比较研究 ,梳理其中内在联系与表现 ,对于认识和理解我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制环境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法治观与法律信仰

“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末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定义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也不同。科学地理解“法治”的蕴义及精神实质,建立理性法律信仰,是我国走上法治之路的重要心理基础。本文拟就从法治与主体的关系机制出发,谈谈对法治观与法律信仰的一些看法。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辨析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及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对诉讼的普遍的看法、心态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了“无讼”、“息讼”、“厌讼”、“贱讼”、“惧讼”、“健讼”等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多角度的形式。通过对不同诉讼观念的基本成因、报持该观念的群体及各观念的不同内涵的研究，对各种有关诉讼的观念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其中内在联系与表现，对于认识和理解我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制环境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无讼”思想对当下法律实践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各家学说中大多有“无讼”的思想。这种思想自儒家被确定为主导思想后,对于后来的司法执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它对社会的和谐、矛盾的解决以及司法成本的节约等方面仍然有着积极而现实的作用。但其不利法律信仰的形成、权利观念的培养等负面的影响也不容否定。     

浅议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现代启示——以“明刑弼教”思想为视角

明朝“明刑掰教”政策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发展史的重要标签。明刑弼教有其产生的历史空间，在历史上起到过进步作用，但同时，囿于人治环境和封建传统，明刑弼教有其致命的缺陷，其合理性以及其弊病，或为经验．或为教训，都可以给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带来深刻启示。     

论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及其保护权利的局限性

调解制度是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有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传统调解形式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和民间调解等,其程序包括纠纷的受理;纠纷的调解———训导、道德教化、息讼;纠纷的解决———和解、具结协议。调解过程贯穿了“息讼”、“无讼”、“德化”和“和谐”等原则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它对维护古代中国的稳定和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它却又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性。     

《春秋》与《圣经》--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诉讼文化差异的比较,指出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主要存在三点不同:一、思想意识基础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以基督教宗教文化为思想基础.二、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讼”,西方传统诉讼文化追求以实现正义为价值目标.三、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程序的重视程度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重实体轻程序,西方传统诉讼重视程序价值.文化基础的不同应当在我们移植西方诉讼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过程中予以考虑并引起相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