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日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5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论儒学道德精神的现代意义

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 ,用“扬弃”的态度去挖掘儒学的思想道德精华。就儒学“仁爱”精神 ,“诚信观”和“义利观”,“以德治民”思想三方面与新形势下的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建设相联系 ,去阐述儒学道德精神的现代意义     

汉儒的《诗经》阐释与“诗”的经典化

从文学解释学的视域来看,汉代《诗经》政教意义的生成,是儒家知识分子与《诗经》文本之间相互对话的产物.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深刻影响了汉儒的《诗经》阐释立场.怀抱经世以致用的立场,汉儒运用挖掘诗作者之"志"与诗"本事"的阐释策略,完成了《诗经》的政教经典化.     

论《诗经》的文学自觉意识

“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文学的自觉首先反映在诗文的内容上,是《诗经》在“情”的领域的奋力开拓.所谓“文学自觉”还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重视.《诗经》是中华先民自我意识的诗性醒觉,同时也是“文学自觉”觉醒的标志.     

论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学思想

面对科技伦理危机,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观需要重新审视。科技伦理观的形成源自传统文化的累积,而中国儒家思想对其有着积极的意义。从儒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科技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学思想不但对古代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导向和推动作用,而且其中的合理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的良好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智慧。     

论陶潜的“百一”诗味

钟嵘《诗品》序文谈到“诗之至”的标准,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魏晋以来的文论,普遍重视文学“滋味”的论述,钟嵘诗评故有此说。钟嵘诗评的这一标准,实际上指出了怎样品评“诗味”的问题。一部《诗品》,评述某诗人五言诗的风格渊源,且不论是否正确,都有其评论的依据。其依据无非是从内容与文采两方面加以考     

论儒学对《汉书·艺文志》编撰思想的重大影响

汉代"独尊儒学"的思想对《汉书·艺文志》的编撰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汉书·艺文志》的编撰体例上,而且体现在其对不同学派的评价方面,同时,从《汉书》的其他部分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痕迹。     

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名忠诚的儒家学者杨万里,尽管一直以文学成就著称于史,但其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实际上更为重要。他的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建构是：天地自然是一种由元气构成的无意志的客观存在,宇宙间并不存在超越一切的“道”或“理”,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诚”的推动下,认识和把握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道理和法则,《周易》便是圣人认识和理解夭地的智慧结晶,儒学理论也正确地反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而且业已经过了历史经验的证明,因而是绝对合理可靠的。     

《文心雕龙》与儒家道家

本文认为,儒家和道家分别给《文心雕龙》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文心雕龙》体现了儒道互补的特点:它把我国古代“外儒家内释老”的人生处世态度引入文学理论,在论述文学的外部规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等方面,皆以儒家思想为主;而论述文学的内部规律——艺术审美标准、艺术特征、创作构思、艺术表现等方面,则以道家哲学思想为主,又参以儒家思想。     

钟嵘《诗品》中的楚辞批评

钟嵘《诗品》以追根溯源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态度。在"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审美理想指导下,钟嵘重视诗文对情感的抒发、重视华丽的语言,对楚辞后继诗人极为重视,而尤为推崇融合《诗经》精神和《楚辞》特色的诗人及作品。在钟嵘的文学思想中,《骚》与《诗》都是文学创作的典范,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钟嵘《诗品》中的楚辞批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子贡在早期儒学创立过程中的地位

子贡在早期儒学创立过程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早期儒学的重要学习者,参与探讨了当时儒学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儒学的体系化.二是早期儒学的重要传播者,利用在从政、外交、经商等方面形成的影响力,极大地推进了早期儒学的传播.三是早期儒学的重要维护者,有力地维护了孔子的形象,为早期儒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以“二南”、《王风》为例

《诗经》作为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显示出诗歌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比如"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对深化主题、渲染气氛起到的重要作用等等。而人物形象塑造作为《诗经》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研究史上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诗经》在抒发情感的同时塑造的种类繁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人物形象群体,也是当时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标准的艺术体现。体现了周代婚姻作为礼之本,不仅是关乎家庭的大事,更是关乎王朝基业的大事,有着深刻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烙印。     

论郑风、郑诗、郑声之异同

对于《诗经.郑风》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了,对于《诗经.郑风》,把它放在文学领域之中它是诗歌,把它放在音乐领域里它又是歌曲,包括歌词和曲调。     

《诗经》女性描写三题

从女性文学的视角读解《诗经》,可以发现,《诗经》中描写的女性的形象美、女性的爱情生活和女性在婚恋中的悲剧性命运三个层面的内容,都印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柳永词对《诗经》的接受与化用

《诗经》和柳永词在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雅俗分野，学界较少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接受与化用。有宋一代，随着“诗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崛起，士人对《诗经》推崇有加，产生了向文学性回归和主体色彩介入的新变。柳永亦深受此风浸染，其词在意象、主题、用典、表现手法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因袭《诗经》章句、结构，体现了宋代文学在世俗性的回归。     

论郑风、郑诗、郑声之异同

对于《诗经·郑风》的研究, 可谓是百家争鸣了, 对于《诗经·郑风》, 把它放在文学领域之中它是诗歌, 把它放在音乐领域里它又是歌曲, 包括歌词和曲调.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

<正>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民族识别产生很早,夏商时期就已有民族区分的观念和称谓,如《竹书纪年》、《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也有同样的字眼,而且已具有族称的意义。周朝除夏族外,四方还有夷、狄、戎、蛮等民族集团,这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是很多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结果列国内乱,诸侯     

《诗经》中折射出的文学自觉意识——再议文学自觉时代起讫划分

从乾嘉学派大胆的质疑、小心的求证的观念出发,以求实的态度,推理考证,认为文学自觉的年代应追溯到《诗经》成书的年代,也就是说《诗经》本身就体现出自觉性的若干特点。     

浅析《诗经》中“柳”的意象及流传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传世的诗歌总集,在艺术性、思想表达、韵律美等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诗经中所描绘的意象也成为了后代文学创作的典范,如"鸟"的意象、"水"的意象、"树木"的意象等等。本文试对《诗经》中出现的"柳"意象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