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我国科技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儒学在其产生及演变的过程中,对科技教育的影响是多侧面的,积极的影响是传播了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教育的发展；消极的影响是片面撷取和扩大了儒学中的德化部分并使之处于诸学独尊的地位,形成教育内容单一、教条化的局面,限制了科技教育的发展.在进行科技教育时,客观分析、认识儒学的影响,汲取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修身力行”的思想精华,对树立全面的科技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论中国古代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传统文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曾经孕育了辉煌的古代科技,特别是在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科技知识的伦理化、历算学的工具化、科技著作的经学化,揭示出儒家文化中包含的科技因素以及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进展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出台为标志，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新帷幕。回顾了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结合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状况与中国科协相关调研成果， 通过分析政策执行、 主体责任、 科技工作者伦理素养等几类突出议题， 解读了新时代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认为中国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是以促进向善、 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为目标， 推动形成多方共治、 共同担责的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消极影响

哲学是人类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同时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及一切活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但本文主要论述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消极影响。     

江泽民对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我国科技事业的理论指南。在历史的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并且创新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使之在新形势下内容更加丰富。本文以科技的地位、发展的路径、人才的重视、科技法制和科技伦理等为维度来考察江泽民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技思想的。     

伦理治理： 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弯道跨越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新兴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福祉的同时, 其潜在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显现。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技伦理问题频发的历史成因, 提出这既是现代科学建制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也是学习赶超过程中后发劣势的结果呈现, 同时还和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伦理环境密切相关。由此认为,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 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未来科技实现弯道跨越的高质量发展、 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路径选择方面, 建议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应同步并行,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立场上, 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 通过伦理治理的弯道跨越,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儒学热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儒学盛行于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和世界掀起儒学热时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本文探讨了五个问题：儒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回顾；儒学热盛行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孔孟学说的研究中存在什么问题；当前国内儒学热的成就和不足；儒学思想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影响。     

浅谈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及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基本特点

本文就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和与之相对应的科技档案加以探讨,可以追溯到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对我们今天现代化档案管理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浅谈中国传统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圣人创造发明科技论体现了重视人类自身力量的科学思想;有机整体自然科技观,强调从世界的统一性和事物联系性中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具有无限包容性的理论,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自然科学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使其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重科学技术的现实功用的价值取向,促进了古代技术的大发展,但不太注重对科学事理或成因的探寻,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重经验总结、轻科学理论创造的科技倾向,局限于对实际操作程序的记录,基本上没有超出经验层次和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创造发展。     

论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