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临桂之外 卓然一家——文廷式词论抉微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近来一些论词者将文廷式划归为临桂词派,然而根据文氏具体的的词学宗尚、创作风格来看,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并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在创作上,他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迥然相异,自成一家。     

选词范式的构建：苏辛与周柳并举——以《天籁轩词选》选词为例

历代词选操政者皆以独尊一家为主,有利于实践词人的词学主张,但不利于后世词学爱好者多样化的词学需求。叶申芗针对词坛选词弊病编纂《天籁轩词选》,以兼收并蓄之心意在调和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全面展示了两宋词学的面貌,在建构其词选范式时苏辛与周柳并举,实现了词选合流的局面。     

张惠言与常州经学

张惠言与常州经学徐枫常州词派的理论，实质上是汲取了清代的经学、文学、哲学等各家各派的理论或方法来构建其自身的理论框架的，故而不致于在学术大潮中成为瞬即烟灭的泡沫。悬揣常州词派产生的文化动因，当从此入手。本文着重探讨常州词派与常州经学的一些关系，以求正...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论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

道光年同,浙派在江浙词坛继续沃跃着,但时代的动荡剧变使浙派词人在词学在观上呈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依然鼓吹审声守律,持守清空雅正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以孙麟趾为代表的浙派追随着,在摸索变革浙派词学的最佳出路,呈现着向常州词学靠拢的态势,而常州词派的后继者－－董士锡、宋翔凤、周济,也在不断修正张惠言选词太严和论词拘泥于比兴的审美偏向,在坚持尚意的宗旨下吸纳了浙派词学重格的合理成分,试图为人们设计一条最佳的学词路径,这标志着浙派词学和常州词学由对立趋向融合。     

郑文焯词对姜夔词的接受——以《樵风乐府》为例

南宋词人姜夔的词在清代的命运可谓非比寻常,先由浙西词派的推尊,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而后的常州词派则对其大加贬斥。郑文焯是常州词派后期“变革型”的一位词人,他变革的其中一点就是学习姜夔的词。其词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特色,均可见对姜夔词的接受之迹。     

论花间与苏辛对文廷式词学思想之影响——文廷式词学渊源探论之一

文廷式词风学步苏辛,追模花间,词论观戛戛独造,不主故常,在常州词派影响的晚清词坛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创作实践和词学思想特色的形成是其性情才力过人,学识修养深厚,能转益多师而又不拘一格、自辟蹊径的结果。其词作能远绍花间、东坡及稼轩,受其影响,确实具有花间与苏辛之神韵。     

陈锐词学思想研究——兼谈晚清民国词坛对柳永词的接受

陈锐词学思想与常州词派词学理念迥异,其推尊柳永,重字句、协韵与守律,且填词较好地实践其理论主张。不惟如此,柳永词谱之功与婉约风格受到陈廷焯、郑文焯、刘熙载、王国维以及朱祖谋等词学家的青睐,反映了柳词经过清初、中叶传播的沉寂之后于晚清民国再次进入词学家的接受视野,亦体现了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兼容并包。     

张惠言与周济词论之比较

张惠言、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两位代表。张氏标举风雅比兴、力矫浙派弊习,开派基于前;周氏起为再传、主寄托、创词统、纠偏失、阐幽微、发扬光大于后。然二家词论实同中存异,精粗有别。在其理论的三大支点,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上,张氏创说,然未免矫枉过正,容有未密;周氏取其精华,纠其偏颇,后出转精,但仍有值得商榷处。其理论核心“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不可视为唯一标准,其词统说与其理论亦有相矛盾处。但总体上看,二家词论各具真知,不乏灼见,应予关注。     

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

当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新文学运动以后，章士钊从文学的形式到文学的内容都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章士钊与新文化派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同而引起的。新文化派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进型，主张彻底改造现实和与传统决裂；章士钊的社会变化思想属于渐进型，主张新旧调和，反对除旧布新。由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所以章士钊在批评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是保守的。     

论康德理性原则下的幸福观

康德认为经验论派和理性论派的幸福观都不能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进而他将理性原则应用到幸福论中,提出了以"自律"为原则、"善良意志"为条件的理性主义幸福观,超出了以往的幸福观念。主张以德配福,德福可以在至善中得到统一。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代人捍卫道德尊严和实现配享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形似与神似

早在20世纪初期,"形似"与"神似"就是中国翻译界翻译的两个标准。自从20世纪60年代,傅雷移花接木的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翻译主张,神似派和形似派形成了一场场激烈的对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说明了"形似"与"神似"的历史渊源,各派的主张,得出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只有做到了形神兼备才能重视表达原文的意思。     

临桂龙氏父子与晚清词坛

龙启瑞、龙继栋父子在晚清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启瑞词工于小令,其词善于表达士大夫的闲雅生活,温婉蕴藉,自然清妙。继栋词秉承家学又有所变化,表现为小令与其父风格相似,慢词则将身世之感融入伤春悲秋之中,沉着苍凉;部分词更以气势胜,奇情四溢;善于用典,语言琢炼工致。龙氏父子词能独立于常州词派的牢笼之外,又与晚清临桂词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传播论派──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之三

近年来，传播论派的主张又沉渣泛起。迄今在我国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诸多研究领域仍然依恋着传播论者所主张文化历史研究法，实质上是为外国学者早已唾弃的传播论叫好。在全面讨论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时，有必要旧话重提，就传播论的理论进行介绍，并对中国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予以评述。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从“诗味”到“词味”——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初探

陈廷焯的《向雨斋词话》频频以“味”论词,“味”是其词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陈廷焯将传统的“涛味”论移植到词论中,强调作词必须“含蓄蕴藉”,同时进一步提出“厚味”的美学主张,对词体的美学品格作了更深层次的审美规定：深入考察陈廷焯的“词味”论,对准确把握其词学思想不无裨益。     

评谭献的词论

清代中叶以后,常州词派兴起,其间有不少词人、词论家创意立说,广为推衍:张惠言(1761——1802)首倡“意内言外”说,周济(1781——1839)发为“寄托出入”说,谭献(1830——1901)衍为“比兴柔厚”说,陈廷焯(1853——1892)有“沉郁”之说,况周颐(1859——1926)申:“重、拙、大”说,等等。他们以比兴说词、作词、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因而代替浙派,主盟词坛,影响及于晚清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