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主体、固有价值、平等主义与物种主义——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理论批判

在雷根的动物权利理论中,作为形式化正义原则基础的固有价值假定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生命主体标准。雷根对动物生命主体的证成是成功的。但以此为由,基于跨物种的平等原则而主张动物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却是不合理的。人类拥有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具备固有价值,而在于他们是人。物种主义是适宜的。     

濒危物种保护道德基础的反思

虽然人们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环境伦理学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关于濒危物种保护的道德基础却存在很大分歧。以终极价值论为道德基础的物种保护观,倾向于为所有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道德辩护;以利益共同体为道德基础的生物保护观,则倾向于保护生物个体利益而对濒危物种提出道德反驳。但在濒危物种是否应该被保护,是否享有优先被保护等问题上,这两种道德基础却并不能提供与自身理论自洽的论证。因此在对它们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探寻以人的道德性为道德基础的可能性,是为修正现有濒危物种保护观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动物的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从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曲解谈起

在动物权利视域,人们对动物是否拥有道德权利持有不同立场,但他们似乎都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存有一定程度的曲解与误读。重新认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厘清自然选择与"弱肉强食"、物种差异与物种歧视、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的逻辑关系,对深入探讨动物权利问题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本文不主张动物拥有实质性的道德权利,但认为动物权利论是人类对动物道德本分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表达,是人类生命自我扬弃与进化的一种表现。     

休闲的生态哲学解析

休闲本身就是生态的。休闲的生态本质能促使人类走向生态文明。休闲不仅关系到个体人的生态生存与生态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休闲有助于维护人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助于促进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满足人的精神系统的需要。休闲可以通过丰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全面平衡发展,最终促使社会走向生态文明。在休闲体验中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动,从而使人与自然共同走向生态文明。     

动物权利如何应对捕食问题？

动物权利的道德实践必须回答“捕食问题”，即，是否应该干涉自然界中的捕食甚至灭绝食肉动物。本文剖析了汤姆·里根关于此实践困境的立场（即，不干涉自然）的三种辩护，即：（1）非人动物作为道德受体免于责罚；（2）保护人类免于被食肉动物攻击是一种特殊情形；（3）不干涉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对动物自身能力的敬重。但是，分析表明，这三种辩护都与动物权利自身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相矛盾。进而，本文展示了权利论面对该实践困境的可能的有效辩护：一方面，灭绝食肉动物的实践是以一种“剥夺”的伤害替换“侵害”的伤害，因而不具有应然性；另一方面，“生命价值”的阐明也为保护人类免受食肉动物攻击提供了合理的辩护。     

道家对科技异化的思考及救治

道家科技观随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兴起,越来越引起学人的再估价。道家“重技轻器”的思想充分关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朴散为器”的思想呼吁人们在器具的使用上应适可而止;“道进乎技”的思想全面考虑了技术实践对个体、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坚持以实现“养生”为根本目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注重对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自然状态的维护,以“自然”作为包括科技活动在内的一切行为的准则,从而有助于保护生态。此外,道家认为化解自然、科技与人之间冲突的关键在于培育“真人”。因此我们认为道家的科技观对于当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以及科技异化的理解与把握,都可以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无报复自然界":可能抑或不可能

“无报复自然界”，作为追求人与自然界关系协调理路探究前提的可能性，不是自明的，在人与自然界对象性关系中，从自然界方面考察，无目的演化的自然界客观上合人目的与不合人目的的可能性是逻辑并存的，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没有“无报复”的历史，自然界的报复本性规定于自身演化的非线性机制，“无报复自然界”不具可能性。从人方面考察，人的退让性“消极作为”不能“消角”自然界报复，人的“积极作为”由于认识能力，技术和利益的限制亦无彻底“消解”自然界的报复，“无报复自然界”同具不可能性，人在“征服自然”中无法“胜天”，在协调与报复人的自然界的关系中亦无法“胜天”。人不宜崇信与界关系协调的“乌托邦”式前景设定，只宜在与报复人的自然界的“无限磨合”中，走向与报复人的自然界的共生共荣。     

汤姆·雷根的内在价值和固有价值

Intrinsic value和inherent value有着重要的语义区分。在雷根的理论中,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是inherent value,而非intrinsic value。这是因为,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与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会侵害个体的合法权益。内在价值是个体作为生命主体的必要条件,而生命主体标准又是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的充分条件。然则,固有价值实际上不是主张生命主体的道德权利的充要条件。非人存在没有权利,人类拥有权利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具备固有价值的生命主体,而在于他们是人。     

解构与重塑：生态完整性观念的形而上学之维

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完整性”成为当前生态伦理研究中的重要观念。人们诉诸于“自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这一判断，来描述各种人为活动可能对自然造成的环境伤害。很多人认为，人类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保持生态系统自身的“同一性”。任何侵害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人为活动都应该受到伦理上的拒斥。问题是，生态系统并非是诸如“物种”那样的自然类，后者才拥有本质主义意义的“完整性”,生态系统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内在本质，而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动态复杂系统。无论是传统上的“自然性”,还是构成上的“整一性”,都无法确切地诠释完整性的真实要义。重塑生态完整性需要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十一）——关于技术理性及其批判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理性形式。一方面，技术理性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人类理性，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追求物质目标、满足物质需求是技术理性的永恒的和第一的旨趣。技术理性的这种旨趣标志着人的一种敞开状态，标志着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主客体的统一。     

论环境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

环境哲学提出了若干颠覆性的命题，要求重新理解主体性以及主客体的关系，要求承认自然物的内在价值，要求消解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要求通过对自然的敬畏去体认人类的集体堕落。总之，要求现代哲学来一次根本转向。     

莱布尼茨自然观的生态意蕴

莱布尼茨虽生活在被机械自然观逐渐"祛魅"的时代,但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认同机械自然观的解释力的同时也认识到这种自然观的不足,并且他指出了目的论用以解释自然的积极价值。他将机械论与目的论在其自然观中调和起来。在这种调和的视角下,莱布尼茨通过一系列的原则:个体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和谐原则、最佳原则建构出一幅有机的自然图景。今天,人们仍然在机械自然图景中继续着祛魅的进程,所造成的结果是人类生态家园惨遭破坏,人类精神无处安放,而机械自然观无法应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危机。莱布尼茨的有机自然观对自然的返魅以及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具有建设性意义。     

重建类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

环境危机是由人的失范行为导致的。人如果还有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存发展而破坏自然的失范行为,那就说明人还没有彻底摆脱动物的本性,人还不是真正的人,距离人的本质的实现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探求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过于崇拜自然而失落了人,否定人的本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价值观扩大到自然,实际上是削弱人的作用、人的特性,也否定了人的本质。只有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     

生态文明与价值观转向

生态文明本身蕴涵着价值观转向，要求实现从对自然单一的工具价值认识转换到对自然生态系统内在价值的认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现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     

自然约束下的现代科技与社会关系模型探究

以往的STS研究多着眼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从根本上揭示和解决能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的问题,只有把自然纳入到STS学科之中,让自然成为STS中的已构成成分,才能更好地审视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构模型的方式把自然纳入到STS的学科体系之中,分三个部分揭示了自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约束作用,并提出把自然因素纳入到STS的体系之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的探索,意味着STS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重构。     

生态危机的宗教根源--莫尔特曼生态思想述论

莫尔特曼认为,用"生态灾难"来描述当今的生态危机是准确的,因为当今的生态危机是整个系统的危机,不仅是人类自然家园的丧失,而且也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错误的上帝观,即人认为因为其与上帝的相像而自认为是自然的主人,为此,他提出人类的自然化,认为自然具有主体性,而人类才是客体.莫尔特曼的生态思想突破了传统教会对待生态环境的主要模式,既不是简单的伙伴模式,也不是管理模式,更不是统治模式,而是人与自然充分和谐的生存共同体.这种以生态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对于人类改善自我意识和洞察力,对于基督教在现代发展中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思考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技术:人的内在本质的外在展现--兼答技术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

技术是人的技术,人是技术的主体,人性是技术的内在根据,技术是人性的外在展现.技术是人的器官的外在延伸,是一种强化了的满足需要的工具,是人类实现解放与自由的手段;技术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的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现;技术也是一种异化,技术的异化是人性异化的一种反映,因而完善人性是克服技术异化的必然要求.     

人工自然的追问与反思

不能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也不能因此而随意地把"人化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简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依靠科学技术创建人工自然界既要遵循规律,更要合乎伦理。面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危机现实,必须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理性和合理性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浅析"生态"内涵及主体的演变

本文详尽论述"生态"内涵以及主体的演变过程.阐释了"生态"的内涵经历了由"关系论"到"和谐论"、"生态"主体从生物有机体到人类的演变历程以及相关原因.     

Cultural-Biology: Systemic Consequences of <Emphasis Type="Italic">Our</Emphasis> Evolutionary Natural Drift as Molecular Autopoietic Systems

Our purpose in this essay is to introduce new concepts (dynamic architecture and dynamic ecological organism-niche unity, among other) in a wide and recursive view of the systemic consequences of the following biological facts that I (Maturana in Biology of cognition, 1970, Unity and diversity of man. Le Seuil, Paris, 1978; Maturana and Varela in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 Riedel Publishing Co, Boston, 1980, El Árbol del Conocimiento: Las Bases Biológicas del Conocer Humano, 1a Edición.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Santiago, 1984; Maturana and Mpodozis in Rev Chil Hist Nat 73:261–310, 2000) and we (Maturana and Dávila in Habitar humano: en seis ensayos de biología-cultural. Juan Carlos Sáez Editorial, Chile, 2008) have presented that can be resumed as: (1) that as living systems we human beings are molecular autopoietic system; (2) that living systems live only as long as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a medium that provides them with all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living possible, that is, in the continuous conservation of their relation of adaptation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 (3) that as a living system exists only in a relation of adaptation with the medium that operates as its ecological niche, its reproduction necessarily occurs as a process of systemic duplication or multiplication of the ecological organism-niche unity that it integrates; (4) that the worlds of doings that we generate as languaging beings in our conversations, explanations, reflections and theories are part of our ecological niche; and (5) that we human beings as living beings that exist in languaging, are biological–cultural beings in which our cultural and our biological manners of existences can be distinguished but cannot be separated. Of the systemic consequences of these biological facts that we consider in this essay, we wish to mention two as the principal: (1)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anners of living produced in biological evolution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ial survival in a changing medium through the conservation of adaptation, and not through competitive survival of the best; and (2) that we in our living as languaging human beings (observers) are the epistemological fundament of all that we do and know as s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