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点,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届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重庆三峡学院和重庆市万州区文体局联合主办的“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何其芳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举行。《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王保生教授、重庆市文联主席并西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吕进教授等来自海内外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近五年何其芳研究综述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五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分析了何其芳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他创作的影响因素,＂何其芳现象＂的以及他的前后期的创作研究,何其芳研究的科学发展。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新时期以来何其芳研究综述

简述了何其芳研究的现状,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讨论,总结了何其芳评传及个案研究成果。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哀婉沉郁与清新异美－－艾青、何其芳诗比较

艾青、何其芳的诗歌风格的不同，表现为艾是哀婉沉郁，何是清新异美，这种不同可以从两人的师承、创作分期和具体的艺术象征几个方面得到印证；艺术表征的最有力的表现是他们在色彩、节秦和主题关注的异趣上。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

2007—2009年,重庆市台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联合汇编《抗战时期重庆陪都史料丛编》（该书因故未能出版）。作为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1778＂。《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基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地位。1944年4月,何其芳受党的委托,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任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华日报》副刊,负责文艺动态调查,并向大后方文艺界宣传毛泽东的文艺路线。1945年元月,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抗战胜利后,由周恩来亲自指派,再赴重庆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接替邵荃麟编辑《联合特刊》,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8月28日,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何其芳,对其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赞许。1946年,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2月,写作《关于现实主义》。7月,创办《萌芽》杂志,配合党在重庆的文艺工作。1947年3月,撤离重庆再返延安。10月,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从10月30日起,任朱德秘书[1]92-93。《意见》写于1947年9月12日,是针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文艺界问题的总结报告和解决方案。其中很多论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下文是何其芳写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的原稿内容,整理以保持原貌为准则,但原稿书写较潦草,个别字词极难辨认,或阙字存疑,或置于方括号待定,标点则略有订正。     

试论何其芳《快乐的人们》

何其芳《快乐的人们》是一部诗剧,内容上集中表现了革命青年对集体生活的追求向往, 形式上达到了诗情与剧情、意象与形象、诗语与剧语的有机融合。     

何其芳现象及其泛政治心态

自从“何其芳现象”被提出以后，学术界对此评价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已成了一种客观存在．本文试图从其发生的深层心理机制——泛政治心态来对这一现象进行还原，尽量对其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何其芳现象”的“非政治性”解读

现在我们一般都把所谓“政治上进步,艺术上退步”的“何其芳现象”解释为当时政治束缚的原因.实际上除了这种政治性的解读之外,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解读值得关注.主要有:一,当时作家自身的人格精神方面的原因；二,当时作家丰厚的经济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原因；三,创作时有的衰落也是文学史上常有的自然规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何其芳

作家是时代之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与特定时代有紧密联系.对于主流性文学,他划下了从远离到汇入的运行曲线.他为时代奉献了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与诗歌,但其文学评论却明显具有双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实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何其芳

作家是时代之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与特定时代有紧密联系。对于 主流性文学，他划下了从远离到汇入的运行曲线，他为时代奉献了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与诗歌。但其文学评论却明显具有双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实意义。     

何其芳留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

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该如何面对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已成为一个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何其芳的文学活动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即既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世界新潮,更要弘扬民族文学传统,凸现自己的中国品牌,建树鲜明的民族特色,努力创作高质量、本土化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