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化对三十年代初胡适人权思想的影响

1930年初,胡适等向国民党政府发起了颇具声势却昙花一现的人权运动,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胡适的人权思想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渊源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以及美国的民主政治思想。     

新月派的政治倾向

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活动时间较长、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流派。一九二三年,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就组织了新月社。但在二七年以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因而以现代评论派见称于世。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创办《新月》月刊,成员增加了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沈从文等人,《新月》发行了五年多,于是才以新月派闻名。关于新月派的政治倾向,建国以来出版     

略论胡适的人权观——以人权运动时期为基础

2004年3月份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历史性地将"国家尊重并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09年中国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计划,并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由此标志着人权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飞速发展阶段。回首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胡适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他高扬自由主义旗帜,阐释人权思想,并毕生践行,既继承了严复、梁启超等老一辈学者的人权思想并有所发展,既师承杜威新自由主义又有自己新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之巨大勇气对胡适的人权观(通过在人权运动时期的言论)进行简略论述。     

胡适:战时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倡导和实践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之一。同时,他又自称是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应国民政府之"征调",赴美欧宣传抗日,后就任战时中国驻美大使,时近四年,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录。"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胡适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他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建立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反对武力抗日、等待国际环境变化的外交主张,特别是同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态度,引     

鲁迅与《猛进》

20世纪20年代中期，徐炳昶和李宗侗主编的《猛进》周刊是当时一种有进步倾向的政论性周刊，它与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鲁迅对新报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除了在群众运动中同青年站在一起外，还写了《通讯》、《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等杂文，支持他们反对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斗争。杂文内容包含了重新提倡“思想革命”，寄希望于知识青年，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正人君子”的嘴脸等，这在鲁迅思想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浅析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政治追求的变化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发生着急遽变化。首先,以胡适、蔡元培为首的知识分子强调文人不入政界,不谈政治,端正求学动机,不以做官为目标等。然而这一思想经不起现实政治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顾维钧外交谈判的巨大成就的影响,致使知识分子改变其对待政治的态度,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说明应该以“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平议胡适之‘戴震观’”之一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其人,是我们徽州人中的一先贤,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因此,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首创“戴学”。“戴震”即“戴学”。     

论胡适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最终形成

<正> 纵观胡适一生的政治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胡适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这一结论。胡适之所以成为改良主义的“典范”,是因为他有“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胡适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最终形成是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新和平主义”和成为“实用主义”信徒为标志的。本文试图对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其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形成做一些探讨,以求教专家学者。 (一) 一九一○年八月一十六日,胡适离开了一年后即将覆灭的清王朝,乘着“海上宫殿”号轮船于九月份到达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与封建落后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发达的资     

矫枉过正，退而自省——胡适思想论战策略初探

胡适的思想论战策略蕴含明显的矫枉过正、退而自省的特色。在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与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这种“矛盾”言论与思想论战策略尤值得深思。探讨胡适的思想论战策略，对于理解胡适，对于时下的中国，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7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初稿)纲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70年来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经过了开创、发展、迂回、转机、出现新局面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而来的,是对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创作的评论,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轫与开端。 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最末一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化的大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评论。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早就埋下种子,从汉魏六朝起,经历五个时期“无意的演进”,这是“很慢”的。“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现代的新文学,就是白话     

论"新红学"的知识谱系

“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胡适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实证研究体现一种科学精神,实录观念则是一种反科学的观念．     

《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中古时代所称赏的作品,有许多《文选》未录,此处选取《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以及曹丕、傅玄、挚虞《文章流别论》、诸史书、《文镜秘府论》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进行分析,并究其原因。     

重评考证派红学

新红学派又叫考证派红学,是20世纪红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派,它有三个代表性人物：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这三个人物都对红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三个人研究方法和方向不尽相同。三个人代表了三个不同方向,其中俞平伯的文本方向代表了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反思20世纪红学,只有超越胡适,发展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精神,21世纪的红学才能发展。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约法的历史回溯与法源界定

约法不同于律、令、科、比、格、式、敕等传统立法,学界对约法的正式法源地位仍有争议。我国传统与现代都有约法实践,"约法三章"是约法的起源,"约法十二条"是约法的继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约法的典型,现代立法亦更加强调民约性。约法系新旧时代更迭,新政权主导,官与民相约,规范重大事项,打击严重犯罪,确立百姓权利,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动因的特殊立法,具有主体民约性、形式非典性、内容侧重性、效力特殊性,发挥规制、保护、秩序作用,且各个历史时期的约法暗藏联系。     

关于"沉默权"的思考

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一系列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提出了质疑,对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的司法程序与国际接轨问题作了展望,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包容性增长”之辨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切经济系统追求的最优目标,也是研究"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主旨与逻辑边界的原动力所在。浅读了"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学语境与政治意涵,浅析其公共政策要义,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浅述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改善制度环境是促进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认为:通过实施鼓励创新并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公共政策,中国正在遵循"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数字人--信息与生命科学结合的新领域

“数字人”（以下不加引号）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人体结构数字化,经过重建和虚拟技术的处理,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的看得见的、能够调控的虚拟人体形象。研究过程可以分为数字化“可视人”、“物理人”、“生理人”、“智能人”4个阶段。我国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香山科学会议后,启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现在已有8个中国人数据集报道,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临床科室也进行了开发应用研究。数字人作为新的技术载体,将在航天、体育、影视、国防、医学等众多领域拥有应用发展的空间,当前向有许多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如图像分割、神经系统和淋巴系统信息获取,海量数据管理,科学数据共享等。     

《吴越春秋》同义词与反义词研究

根据词的意义聚合关系的不同,词有同义与反义之别.由于语言在不断发展演变,因此,这种反义词的聚合和同义词的聚合一样,是在共时的平面上而言.以《吴越春秋》中的同义词与反义词为研究对象,运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统计与分析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吴越春秋》的语言特色,肯定了其重要的语料价值和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以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为中心

在近代中西思想汇通的过程中,孔子"正名说"像一个孔道,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思想借助着这一孔道深入地浸入中国思想中。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主义的孔子正名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也遗传性地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毛病,亦即不能完全解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以,对孔子正名思想研究来说,超越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彻底抛弃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柏拉图主义的义理结构,回到儒家式的名实相依的义理结构去,才是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