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网络结构嵌入对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组合能力视角

探索式创新作为一种突破现有技术、激进的创新活动一直受到企业高度关注。企业因合作关系嵌入在合作网络中,企业知识元素之间的组合情况影响着其未来创新潜力。基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专利申请数据,构建行业创新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选取网络中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进行匹配,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合作网络结构嵌入对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随后加入企业外部知识搜索作为中介变量,企业知识组合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概念模型,并对模型整体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合作网络结构嵌入正向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提升;合作网络结构嵌入通过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外部知识搜索在合作网络结构嵌入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企业知识组合能力对合作网络结构嵌入与外部知识搜索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企业知识组合能力在外部知识搜索对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创新网络领域的研究,为企业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网络位置管理,以实现自身创新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高创新绩效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话题。从动态能力视角，在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分析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能力、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机理。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力能够通过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产生推动作用；在动态能力中，组织重构能力、机会感知能力发挥中介作用，而资源整合能力并未充分发挥中介作用。最后，就企业如何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通过动态能力的提升，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     

大数据分析能力与数字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组织能力的视角

为探究数字创新的驱动要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组织能力在此路径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构建理论框架模型，对285份来自企业的有效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数据分析能力对数字创新及3种组织能力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与创造性即兴能力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数字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自发性即兴能力不具有中介作用。在理论上揭示了不同组织能力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数字创新之间的影响路径，在实践上明确了企业需要重视大数据分析资源的开发与相关组织能力的培养，从而提升数字创新水平。     

服务外包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从网络战略、结构、关系3个层面将服务外包集群创新网络内企业的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关系管理3个维度,并运用Netlogo仿真模拟的方法模拟了服务外包企业的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愿景能力通过识别集群创新网络中所蕴含的创新资源,帮助服务外包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网络构建能力帮助服务外包企业构建丰富的外部创新网络,但是由于现阶段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力与资质不足,网络构建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网络关系管理能力加强服务外包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信任以及资源共享程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将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培育和提高网络能力,实现网络式创新,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化能力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顾客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变革转型。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培育数字化能力以提升服务化能力，进而提高服务化绩效，是能否抓住技术变革机遇进行服务化转型的关键。研究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构建从数字化能力到服务化能力，再到服务化绩效的逻辑框架。通过对430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检验，验证了数字化能力通过服务化能力正向影响服务化绩效的理论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能力通过制造能力和服务能力影响服务化顾客绩效，同时，不同数字化能力影响服务化顾客绩效的路径机制不尽相同。     

基于TOE框架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模式探究

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企业的巨大变革，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当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制造业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战场，行业竞争空前加剧，如何通过新的模式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质性和量化方法，通过对浙江省内6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并结合已有研究框架、文献提炼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一步选取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中的59家制造业企业作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能力存在5个影响因素，即技术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企业数字化重视程度、企业创新战略及营商环境。(2)组态条件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5条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等效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归纳为4类提升模式，即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型、组织驱动型以及技术—环境复合型。研究发现对揭示不同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下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通过相关理论梳理,构建企业创新网络结构、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研究框架,根据17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探讨了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网络结构的四个维度(网络规模、网络中心度、联结强度、稳定性)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创新网络结构的四个维度对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都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在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供应链间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技术动态能力、市场动态能力中介效应

基于资源基础观,构建社会资本、动态能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京津冀211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SEM)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动态能力和市场动态能力在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扮演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在关系维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扮演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同时,要加强内部技术动态能力和市场动态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环境动态性、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以2014—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具体划分为技术创新投入、转化与产出三个维度,分别检验三者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其财务绩效提升越明显;(2)技术创新投入、转化与产出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3)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三个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外数字创业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评析

为全面把握国内外数字创业研究的重点问题与发展脉络，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通过文献计量、可视化图谱方法，以2010—2023年在中国知网和2000—2023年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发表的期刊论文为样本，进行发文量时间分布、作者与机构共现、共被引、关键词共现、聚类、突显及时区分布分析，进而梳理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脉络，并对比分析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当前中外数字创业的研究热度正不断攀升，但相较于英文研究，中文研究尚未建成完善的学术合作网络。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创新分别是中外数字创业的核心解释变量。英文研究多从微观视角，关注企业数字与商业模式创新等主题，中文则多从宏观视角，关注数字创业影响因素、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同时，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相同，但各阶段研究视角与侧重存在差异。最后，人工智能、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大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是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前沿领域。     

文化嵌入和二元学习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了探索区域文化对当地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选择了影响集群创新绩效的2个重要构念"集群内学习和集群外学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析文化嵌入与集群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首先采用最优控制模型对文化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解释,然后采用多层回归分析对机理分析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集群内学习和集群外学习均对集群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文化嵌入程度对集群内学习和集群外学习的影响则是截然相反的,最终导致文化嵌入深度对集群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指出产业集群的发展应该实现文化嵌入与集群发展阶段的协同演进,适时地实现集群内学习和集群外学习的平衡和转换。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模式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受到数字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促进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创新模式：在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平台化运作的数字平台；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新零售、直播电商、共享经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新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出现了移动支付、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新的金融工具。这些创新模式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使数字经济更好的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模式，保持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力；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保证创新活动的均衡发展；保护数字经济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维护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关系嵌入、制度环境与农业产业创新绩效研究基于县域农业产业的多案例研究

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兴旺产业.本文考虑到县域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由政府主导的特点,选取3个开展过创新活动的县域农业产业进行了多案例对比分析,并从产业创新层面探讨了关系嵌入、制度环境与县域农业产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农业产业关系嵌入的不同维度对县域农业产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制度环境在关系嵌入与县域农业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政府对农户的扶持政策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县域农业产业创新服务和产出绩效的关系,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县域农业产业知识创新、创新服务和产出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可完善现有农业产业创新理论,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县域农业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借鉴.     

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

头部平台企业是数字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引领者，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起着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从头部平台企业对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现状与问题、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临的主要任务等维度展开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与举措提出建议。     

企业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从动态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概念界定入手,明确动态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构成维度,结合资源位势、市场感知能力、整合重构能力、学习吸收能力、网络协作能力和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提出研究假设;结构方程模型计算,验证了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正向作用的假设;最后,从资源位势提升、感知力增强、整合能力优化、学习吸收力改善、外部网络联系五方面提出提升动态能力改善创新绩效的策略。     

企业R&D投入、技术能力与绩效关系——基于浙江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相关文献研究,提出了企业R&D投入、技术能力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假设模型。通过调查问卷获得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技术能力在R&D投入与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对技术能力中的4个维度:人员能力、设备能力、信息能力和组织能力进行分析,发现只有设备能力在R&D投入与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孵化网络关系与市场孵化绩效的实证研究: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

在对孵化网络关系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将孵化网络关系分为关系强度与关系信任两个维度,据此构建"孵化网络关系——市场孵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且引入在孵企业的双元创新方式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根据对234家孵化企业的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孵化网络能够有效促进市场孵化绩效的提升,并且探索式创新负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市场孵化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且正向调节了关系信任与市场孵化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利用式创新仅正向调节了关系信任与市场孵化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     

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选择:关于联盟的观点

组织类型、组织结构约束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层级组织安排、准市场组织安排 (网络组织 )和市场组织安排下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由于组织设计上的缺陷和认识偏差 ,中国企业偏好独立技术开发 ,忽视网络组织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文章剖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组织缺陷 ,建议以技术联盟作为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首选组织类型     

体育产业集群网络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机制研究

从国家和地方政策可以发现，体育产业集聚已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趋势。 然而体育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主体，其发展与政府固然分不开，其内部组织结构、关系网络的优化才是集群优化的重点。研究创新构建了“网络特征—主体能力—企业绩效”理论模型，客观地揭示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定量地证明了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统计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对企业主体有直接的积极影响。体育企业的主体在网络规模与企业绩效、关系实力和企业绩效、关系质量和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在网络密度与企业绩效、网络开放性和企业绩效之间不具有中介效应。体育企业的主体获取和利用其他实体的资源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研究对政府和体育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网络建设以及增进知识共享、提高网络质量等管理建议。     

区域吸收能力的多维度衡量——基于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的微观考察

吸收能力是外部学习和创新溢出发生的重要前提.本文将区域吸收能力在企业微观层面作为一个多维度变量,分解为人力资本、研究开发(R&D)活动和产品技术3个维度,探讨吸收能力中的构成要素对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特定学习行为特征的影响.对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用社会临近性和组织临近性进行外部学习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领域,并且首席执行官(CEO)能力是企业利用与母公司和国外客户的组织临近性进行学习的重要因素.